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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同时，正式确立了封藩制。他将自己的诸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或驻守边疆，或控制江、淮、河、汉、川等地区，“内资夹辅”。同时规定：在皇帝诸子中，除嫡长子应被立为皇太子外，其余的皇子皆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应继承其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之下又按世系依次封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的嫡长子仍袭其爵，其余诸子则称为宗室。皇帝赐予他们一定的庄田、庄佃和奴仆、仪仗、府第等。

    明成祖时，有步骤地废革诸藩或大幅度削减他们的军力，强迫迁徙出封地。明成祖及以后几代皇帝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形成了所谓“藩禁”。 包括宗藩不得预兵事，亦不许预政事，所有宗室均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对王府的建筑格式、规模以及衣冠礼仪等均有繁琐的具体规定，不准逾制。此外，明朝规定给予宗室一定的“岁禄”以维持生计，谓之为“宗禄”。广大宗室不能从事四民之业。随着宗室人口日益繁衍，形成为一个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东北地处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又是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的故乡，更重要的，又是多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因而使得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为其他边疆地区不可比拟。明代的东北，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明政府实行“乃因其地分设卫所若干，以其酋长统率之，听其种牧、飞放、畋猎，俾各安其生，咸属统内”的政策，又在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在东北地区广设驿站，增辟水陆交通线，使东北地区的交通线纵横交错，形成为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与内地密切联系，使东北地区成为明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

材料二  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____▲____》（公元1689年）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摘编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材料一：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