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娘子（1550-1613）。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深受俺答汗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哉”。三娘子生活的时代，明朝与蒙古部落势力沿长城相持已近200年1570年，俺答汗之孙授附明朝，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问意与明朝和谈，明朝送还俺答汗之孙，封俺答汁为顺义王，并开放十余处市场供蒙汉人民自由贸易。每当开市时，蒙汉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三娘子本人也“勤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在三娘子的辅佐下，俺答汗在今呼和洛特地区建城，后明朝赐名为“归化”°，1581年，俺答汗去世后，三娘子辅佐继任的顺义王，望续与明朝通好，明、蒙“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矿土皆得耕牧”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因通史》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 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 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 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 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 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 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