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都是原装。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五十岁整生日，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陶民送去。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民坟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文玩核桃

徐慧芬

    瞧见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吗?掌心里常滚着一只核桃。核桃质硬，壳上有自然孕生出来的纹样，捏在掌心里，不停地摩挲着，刺激着掌上的穴位，据说能防老年痴呆。这核桃若经人长久把玩，留下了古人的手泽，也可以当文物了。有人爱好收集这种核桃，当古董赏玩，故称之为文玩核桃。

    傅三是在四十岁后开始玩上的。祖上留下来一只核桃，色泽赭里透紫，泛出幽光，仿佛藏着些什么，一看就知年代久了。这核桃，个大，纹路深，圆形略扁，坊间称“大灯笼”，是收藏人的最爱。据家里长辈说，它曾是贡物，本有一对，是分不清你我的双胞胎。另一只在傅三爷爷小时候给弄丢了，实在是可惜了!

    因此，傅三的收藏有了目标，就想找到那只配对的。好些年下来，钱也折腾掉不少，大大小小、成双配对的也弄到一些。但祖上丢失的那一只，在哪儿藏着呢?这成了傅三心头的病。

    这天傍晚，傅三溜达到新居附近的一片绿地里，一群人正围住一白须老者。老人八旬模样，声气颇足，边说笑边摩挲手中物。这一瞧，傅三的眼一下子像被电击中，胸腔里的那颗心顿时跳得要蹦出来——老者的手中物，正是傅三心头多年来的念与想!

    傅三一步步地接近，渐渐地，与老人熟了。某一天，傅三备下酒菜，邀老人来家叙谈。酒酣耳热时，傅三转身捧出一只木匣来，掀开盖，大大小小的文玩核桃出现在老人眼前。傅三说，这是十多年收藏下来的。老人叫了声好。傅三又转身进里屋捧出一只小锦匣，开了匣盖，老人的眼热了起来，这一只核桃竟与他手上的一模一样，纹丝不差!

    傅三红着脸，把心摊开了，说愿意用这一大匣的核桃换下对方那一只来。老人不言不语，继续喝酒吃菜，半晌，才吐出几句话：小老弟，听没听说过君子不夺人所爱呀?我也好这物，照我的心思，也想出个价，把你的这只归了我，可我没言语呀!

    傅三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傅三想，这话厉害呀!再细想，觉得老先生毕竟做人做得比他有境界，静下来心里便生出些惭愧来。此后傅三再没勇气提这事了。只是宝物亮了相，傅三偶尔也会把它捧在手上把玩一下，在人面前露露脸。有时昵，与老人聚在一起时，也让这一双宝贝暂时在同一双手里，拿捏拿捏，把玩把玩，然后再各归各。

    傅三与老人的友谊渐深，两家常走动，俩人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又过了些年，老人已近九旬了，老伴也已去世，一个女儿又在外地，傅三就常常去老人那儿陪着聊聊天或帮着干些活。某一天，老人病重，躺在床上，对傅三开了口，小三啊，我怕不行了，死前能否圆我一个愿，把你那只核桃放我这儿，让我成双地玩几天，行不?

    傅三没想到老人会开这个口，沉吟了一下，心想，就当他是自己爹吧，临死的老人，让他高兴一点吧。于是赶紧回家把核桃取来，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握着核桃脸上露出笑，对傅三说：小三啊，人活不过物，我也没几天玩了!看着老人油灯将灭的模样，傅三一阵心酸，忙岔开话题说些宽慰话。

    临终前，老人的女儿赶了回来。大家一阵手忙脚乱，谁知道老人手里的那对核桃竟不见了，大家都说没看见。傅三叹着气，帮着老人女儿料理完丧事，想起这对核桃，心里难免发堵，但也只能宽慰自己：权当它是陪老人去了。

    过了几天，老人的女儿找到傅三，端来一只瓷匣子。匣盖打开，傅三一下子跌入梦中!匣内竟—溜齐摆着四只形状、大小、纹路、色泽恰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大灯笼”!脑筋转过弯来，傅三才知道这原来竟是四胞胎呀!这谁能料得到昵!傅三大叫一声：怪哉!老人女儿说，匣里留着老人的遗书，遵从父命，全留给你的。

    傅三的眼泪汩汩涌满一脸，把瓷匣捧在胸口好半天。平静下来，他只拈出两枚，另两枚让老人女儿收着，理由是：满易亏。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 “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童话

梁晓声

    1977年母亲病危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一个人待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居无定所，也没工作。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我放心。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兄妹，一天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愣怔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的头脑、话语和行动越来越迟钝，但没有任何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地横倒竖卧。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我认为，我是你们的班长，我要替家里也替你们去做最难的事。当年，对于咱们家，有孩子考上大学是最难的事……可惜，我没完成班长的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生病48年来，他第一次说了这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

    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又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不料哥哥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显得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很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年纪，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悸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目光望向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

（有删改）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他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 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