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灯光

林少华

    一晃从东京回来几年了。无论上野公园云蒸霞蔚的樱花，还是银座女孩五彩缤纷的秀发，抑或东大校园浓荫蔽日的银杏树，都已渐渐淡出记忆的围墙，唯有那一窗灯光留了下来。

    那时我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叫川越的地方。住所附近有一条河，河边有一道堤，堤上有一条路。晚饭后我常沿这条荒草路散步。那灯光就是从路旁不远处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出来的。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周围稀疏的灯光都是清白色的，只有它呈橘黄色。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木结构普通日式民居，同其他民居之间有些间隔。木格窗约略凸出，拉着米色窗帘。窗帘大概较厚，使橘黄色灯光显得格外沉稳、静谧和温馨。早春，灯光柔柔地吻着堤坡一片鼓眉弄眼的蒲公英；盛夏，灯光轻轻地抚摸小院里几架绿叶婆娑的黄瓜；仲秋，灯光幽幽地照在门前矮柿树那金灿灿的果果上，相映生辉；冷冬时节则给晶莹莹的白雪镀上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平添一丝热意。

    漫步河堤，或四野烟笼，或日落乌啼，夕晖敛去，或晚风送爽，皓月当空。而我的目光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就擒住了那一点并不显眼的橘黄，临近了更是久久注视不放。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房子和灯光的主人，更谈不上登门造访。可是那一窗橘黄色的灯光就是那么奇异地令我神往，撩拨我的遐思、幽情和怀想。

    我猜想在那橘黄色的灯光下，早已展旧了的榻榻米上一定盘腿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孙儿在她膝头爬来爬去，手里拿着针线，慢慢晃着身子哼唱童谣。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位四处游历寻找幸福的西方人笔下的一段叙说：一日黄昏时分，他走进一个村庄，看见一位老人正戴着花镜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借着夕晖看报，任凭一个小男孩趴在他背上淘气。看着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爷孙俩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的一幕啊！

    也有时那橘黄色的灯光让我记起外祖母家那盏油灯。外祖母住在乡下，那里不通汽车，小时候我和弟弟从县城步行三四十里，替母亲看望她。住了几天要走的时候，外祖母便让我们搭坐生产队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整个村子只外祖母家亮着灯。我和弟弟坐在马车上脸朝后看着，看着那亮灯的窗口，看着窗前外祖母矮小的身影。直到车出村爬上南岭坡路的时候，外祖母仍没回屋，就那样立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外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迷蒙的远处……几十年过去了，外祖母早已往世。我远在外地读书，不知道她哪一天去世的，不知道她的坟在哪一块地，甚至她慈祥的面容都已依稀记不清了，唯独曾照过她矮小身影的昏黄的灯光永远凝在了我心房深处的影壁。

    后来我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所引起的关于老奶奶的猜想、关于看报老人的联想，以及对于外祖母的回想，其实是同一回事。它可以是对往日亲情的怀念，可以是对真正幸福的向往，也可以是对当下生活的质疑。我也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未必要在日本，也可以在美国、在希腊，还可以在青岛、在香港……可以在任何地方。

烂屎阿三

赵淑萍

    ①王小三小学四年级开始就讨厌竹岙村，因为，那年，别人给他取了“烂屎”的绰号。他厌恶自己的绰号俗气，不洁。他爹是个剃头匠，他从小文文弱弱，不像其他男孩那么硬朗，于是有人就称他“烂屎阿三”。他常为此闷闷不乐。疼爱他的祖母安慰他：“名字越贱越好养，绰号越烂越发达”。

    ②王小三的成绩还真好。后来他进县里读中学。他们村考上寥寥的几个，大家事先约定，谁也不许在学校里喊绰号，否则，会被城里同学看轻的。王小三的防患意识更强烈，他提出，万一喊了就得重重地罚。王小三周末一回这个村子，路上他小时的伙伴就叫“烂屎阿三放假了。”那些老辈的人则说：“剃头佬的儿子回来了？”这时候，王小三就像吞了几只苍蝇，又像踩了一脚烂屎，深感耻辱，渐渐的连家也很少回了，只在学校里用功。

    ③王小三在观察，这个村里，什么人才不被叫绰号？唯有族里的长辈或外出闯荡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人。于是，王小三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被人家叫绰号。放寒假、暑假，他也想回家，可是，他忍住了，留在清静的宿舍里，翻翻书，睡睡觉，他认为时间长了，村里人会生疏了他的绰号。即使偶尔回村里一趟，也像鬼子进村，悄悄的，尽量避开村里人的视线，他真的担心有人突然冒出来，叫他“烂屎”。

    ④王小三考了大学，又因成绩优异分配在城市里。在城里，没有人“烂屎烂屎”地叫他了，他像挣脱了一个什么麻烦那样，心里渐渐松弛起来。王小三把名字改成王小山。他有了女朋友，后又结了婚，他几乎没回过家乡。媳妇是很优雅很小资的城里女人，万一回村，路上有人不识相地叫出他的绰号，那可如何是好？王小三宁可让父母亲来城里看他，多住些日子，多塞点钱给他们。或者，他捎些城里的东西给父母，尽尽孝心，权当惦记。只是，他很想念那白发苍苍的祖母。祖母裹过小脚，走远门不方便，连村子也难得出。后来，王小三有了一定的职位，村里沾亲带故托他办事的人不少。喊他“叔“、“伯”或模仿城里人“王处”、“王局”的一路叫过来，没有人敢提起他的绰号。那低贱的绰号，彻底从他生活中，从人们的嘴里删掉了。

    ⑤一晃真快，王小山退休了。门庭冷落起来。这时他感到像是一场热热闹闹的戏散了场，只剩下他一个人。于是，晚上做梦常梦到他的村庄，梦到自己爬树从树上摔下来，梦到游到河心游不动，小伙伴一边起劲地喊他“烂屎”，一边奋力地把他拉回来。还梦到满头银发的祖母在喊他。特别是那天他无意中翻开书，眼睛恰好落在“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回竹岙村去待段日子。

    ⑥退了休，专车已取消了。王小山乘上了大巴。好多年没乘大巴了，又挤又闹，汗味、烟味混杂。机耕路已经换成水泥公路。当初那是一条泥土路，夏天雨后赤脚走，就有泥浆从脚趾缝里冒出来，清凉而惬意。进了村，村里人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他。喊他“剃头佬的儿子”的那些人，早已没了；喊他“烂屎阿三”的儿时的玩伴，好多也已经卧病在床。没有人叫他的绰号，他反而感到缺失了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仿佛他不是本村人。他回到家里，一百多岁的祖母眼睛瞎了耳朵也背了。“王局长回来了”有人喊，祖母无动于衷。“娘啊，三儿回来了。”剃头匠大声说。老太太面无表情，瞎眼冲着他眨巴。王小山鼻子一酸，好像家里的人不认他了。“奶奶，我是烂屎阿三。”王小山走到祖母身边，贴在她耳朵边大声说。“阿三，是你吗？”老太太颤巍巍地用双手捧着王小山的脸抚摸着。“阿三，我已经老了。你终于忙完了。”老太太流出了两滴眼泪。

    ⑦傍晚，王小山独自去散步。不知不觉出了村，来到一个空旷的晒场。小时候，他和小伙伴曾在晒场玩捉迷藏，钻进稻草剁扒出的洞里藏，他藏得很深，隐约能听到外边喊他“烂屎—烂屎—”。晒场对面是一座陡峭的山，暮色笼罩着，山顶的夜空，一轮明月已抬出了脸，远远近近，点缀着几颗星星。这时，他干咳一声，是清嗓子。他环顾四周无人，突然，他把双手框在嘴边，朝对面，敞开噪门，喊了一声“烂屎阿山—”，山那边弹来回音。他孩子般地笑起来。退休后，他第一次这么开心。

百羊川

赵文辉

    百羊川坐落在豫北沿儿茄庄村后面的山坡上，别以为真容得下百只羊撒欢，豫北不好找策马扬鞭的场地，更别说在山上。百羊川才一亩几分地，居然平平坦坦，就像山水画上按了一枚印章。这可是枚好印章。茄庄的坡地靠天收，没有机井，山又是个旱山，一秋不下雨，坡上还真收不了几把米。唯有百羊川旱涝保收，越旱小米还越香！老辈人迷信说，百羊川是神田，其实是这块田占对了山脉，下面一定是一根水脉。因水质特别，加上土是黑红黑红的胶土，长出的谷穗又肥又实，碾出的小米喷香喷香，黏度好。明朝潞王落魄于此，一尝便不能相忘，并且年年上贡茄庄小米。又在茄庄修了一座望京楼天天眺望天子，以表忠心。这不过是一段野史，无从考证，倒是当年从豫北走出去的那位副部长，因为爱吃茄庄小米，要把百羊川的主人提拔成公社书记，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主人就是水伯。水伯的祖上就有过要被提拔的经历，说是提一个县令，祖上没去，依然布衣老农，守了下来，就一直守到了水伯这一辈。水伯不稀罕什么公社书记，他只稀罕百羊川的秋天，风吹嫩绿一片，最后变成满坡金黄。农闲的时候，水伯在屋前屋后堆积草粪，坑是上辈人挖好的，水伯只管把青草、树叶、秸秆一股脑儿填下去，再压上土浇上大粪，沤成肥壮的松软的草粪，一担一担挑上百羊川。水伯从祖上接下这个活，一直干到了现在。茄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百羊川的小米一直到今天还这么好吃，都是沾了草粪的光。

    水伯家的小米每年秋后都有人开着小车来买，买的人多，米少，买主常常为此吵嘴。后来干脆提前下订金，再后来就比价，比来比去，一斤小米的价钱比别人家的竟高出几倍。水伯的儿子受人指点，把“茄庄小米”注册了商标，进城开起了门市部，兼卖一些土特产。几年之后在城里置了房，又要接水伯去。水伯确实老了，锄头也不听使唤了，好几次把谷苗当成稗子锄起来。儿子要留下来照看百羊川，水伯不放心，进城前一再关照：“山后的草肥，多割点沤粪。这几年村里掀房的多，给人家拿盒烟说点好话，老屋土咱都要了，秋后翻地撒进去，‘老屋的土，地里的虎’，百羊川离不开这些！”千叮咛万嘱咐，水伯才离开了茄庄。

    儿子却不老实在茄庄侍弄谷子，三天两头往城里来。水伯很不放心，问：“你来了，谁看着百羊川？”儿子说：“雇了村里的光棍老面，老面多老实，叫他给地里上十车粪保证不会差一锨，老面又是种地的老把式，爹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水伯信了儿子的话，不再为难儿子。再说腿脚也真不中用了，下个楼都要人搀着。有时想回去看看百羊川，又一想自己的腿脚，也就罢了。

    这一天，楼下忽然响起一声吆喝：“茄庄小米！谁要？”

    水伯的心一阵痒痒，他知道又是一个冒充者。但他知道这冒充者一定是茄庄一带的，他很想去揭穿他，又不忍让他太难堪。家里没有其他人，水伯就强撑着下了楼，问卖小米的：“哪儿的小米？”

    “哪儿的？还用问？百羊川的！”

    水伯笑了，说：“别说瞎话了，我是百羊川的水伯！”几个正买小米的妇女一听，扔下装好的小米走了。卖小米的很恼火，瞪水伯：“你百羊川的咋了？还不跟我的小米一个样，都是化肥喂出来的？”水伯还是笑着说：“你可不能瞎说，百羊川的小米，没喂过一粒化肥，我还不知道？”卖小米的收拾好东西，推着车往外走：“哼，百羊川才一亩几分地，能产多少小米？撑死不过一千多斤！你儿子一年卖十几万斤茄庄小米，莫非你百羊川能造小米？把陈小米用碱搓搓，又上色又出味儿，哄死人不赔命。哼！”

    想再问，卖小米的已走远，水伯愣在那里。

    水伯一人搭乘中巴回到茄庄，见人就问：“我儿子真的在卖假小米？”被问的人都摇头，说不清楚，问你儿子吧。水伯明白了，踉踉跄跄爬上百羊川。正是初冬，翻耕过的百羊川蒙了一层细霜，一小撮一小撮的麦苗拱出来。麦垄上横着几只白色化肥袋子，阳光一照，泛出刺眼的光，直逼水伯。水伯嗓子里一阵发腥，哇地一口，把一片鲜红喷向了初冬的百羊川。接着扑通一声倒了下去。这时除了一只山兔远远地窥视着水伯，初冬的山坡再无半只人影。

    百羊川静极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有删改）

金钱花

聂鑫森

    古城湘潭雨湖边的这条巷子，叫什锦巷。巷子长而曲，住着二十几户人家，一家一个或大或小的庭院。院里的空坪谁也不会让它闲着，种树、植草、栽花，总有几个品类，让春光秋色怡目养心。

    可简家的小院里，就栽一种花：金钱花。先长苗于土，再移栽于盆，一盆盆的金钱花搁在高高低低的木架上。

    金钱花属菊科，又名旋覆花、金榜及第花，多年生草本植物，开花于农历六月伊始，黄色，大小如铜钱，飘袅淡雅的香气。一入秋，花则愈见金黄灿烂。

    简家的当家人叫简亦清，在附近的平政小学教语文，高高瘦瘦，面目清癯，走路慢慢吞吞，见人一脸是笑。但据说他讲起课来声震屋宇，学生的精神不能不为之一振。他很安于现状，教小学语文没什么不好，一呆就是几十年。同事们都知道他腹笥丰盈，尤其在中国文字的研究上颇有心得，用笔名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发表。如果去教初中、高中的语文举重若轻，但他从没想过调离这码事。

    简亦清的妻子是街道小厂的工人，工资不高。独生子简而纯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商业学院的财会专业。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想读中文系？他说：“我将来想搞经贸，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富足。”简而纯毕业后，果然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当会计师。

    简亦清的业余生活很简单，一是侍弄金钱花，二是备课、看作业、读书。他对简化字的推广觉得很滑稽，这把“六书”所称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搞乱了，是得不偿失。他嘴上当然不说，但在课堂上讲到某个简化字时，必写出相应的繁体字加以阐释，学生受益还感到有趣。

    简家的日子，正如简亦清的名字：简单、清吉，但是，不露怯。巷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别人怎么送礼，简家也怎么送礼；电器、家具、衣服、饮食可以不讲究，但简家购买必需的书籍，却从不吝啬。

    简亦清身体不怎么好，眼睛发涩（看书太多）、喉咙上火发痛（讲课太用力）、气阻痰多（元气不足）。他懒得上医院，只是用深秋采摘后晒干的金钱花泡水喝，据说很有疗效。

    有人问他：“简老师，你栽金钱花，是自备良药治病吧？”

    “此其一。也可以为别人预防病和治病，此其二。”

简亦清执教杏坛育人多矣。学生中，当官的、从商的、搞科研、文教的，大有人在。他们现在成气候了，总会记起简亦清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于是格外专注语文的学习，因而大有收益。师恩不可忘啊，便常会登门来看望简亦清，聆听教诲。学生告别时，简亦清总会送上一盆金钱花，和一张用毛笔写了字的花签纸。

    正在走仕途的，花笺上写的是唐代陈翥的《金钱花》诗：“袅露牵风夹瘦莎，一星星火遍窠窠。闲门永巷新秋里，幸不伤廉莫嫌多。”

    “简老师，这诗是你的夫子自道，也是对我的警诫。谢谢。”

    有经商当了大老板的，花笺上写的是唐代皮日休的《金钱花》诗：“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

    简家的金钱花，年年是满院子的清香，满院子的金黄。

    儿子简而纯成家了，有孩子了。

    简亦清额上的皱纹，一年年的深，一年年的密。就在他办好退休手续的时候，突然病倒了。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晚期，六个月后安详辞世。秋风飒飒，枫叶萧萧。

    有一天，简而纯兴冲冲跑回家来，对妈妈说：“我们公司董事长的父亲做七十大寿，为了彰显富贵气象，寿堂内外都要摆上金钱花。他说要买下我家的金钱花，每盆两千元，全都要了！妈，一笔大钱哩！”

    老人突然板下一块脸，大声说：“你爹生前没卖过一盆花，他走了也不能卖。老板要摆阔，可以去堆金累银，别糟践这花了！”

    简而纯垂下头，喃喃地说：“老板会怎么看我？妈……”

    “我只记得你爹说过的话：要常想世人怎么看我！”

（选自《小说月刊》2017年第7期）

去乌镇，看望木心先生

李娟

    初夏的乌镇，烟雨迷离，还有阵阵凉意。踏上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去看望木心先生。

    十三岁的木心，就在枕水而居的院落，听着乌篷船吱呀的摇橹声，几乎读完了手头所有的书。白发如霜的时候，他回来了，叶落归根，像少年时一样，住在古朴的小院里。品一杯龙井茶，尝一块定胜糕，和学生们谈文学和艺术，看水边的桃花开了，听三月间的春雨声和杜鹃鸣。

    他二十二岁时，拒绝了杭州一家学校任教的聘书，雇人挑了一担书和画画的工具，上莫干山读书、画画去了。他不要常人安逸、温暖、舒适的生活，青春年少的他，早已决定要和艺术相伴一生，为艺术甘愿忍受冷清和寂寞。

    如今，他的著作静静地站在书柜里，我用目光一次次抚摸过它们，拂过他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横亘在岁月深处，坚如磐石。

    如果说，文化是有脉络的，他仿佛一位习武之人，三言两语就打通中西文化的脉络。他学贯中西，中外文化信手拈来，融会贯通。木心从不仰望大师，也不是学院派，不说教，不迟疑，斩钉截铁，内心却如万马奔腾。他的语言如一幅素描，简洁明了，从容舒展，字字如金，耐人寻味，又如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平视那些文学巨匠，平视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平视一切大家，解读他们不寻常的人生。

    乌镇西栅木心美术馆前墙上他在纽约的一张照片，中年的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手里一根手杖，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目光如炬，清俊潇洒，儒雅坚毅，脸上棱角分明，宛如一幅版画。他仿佛一位民国文人，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站在我的面前。

    我站在他的画前，一弯晓月挂在夜空，群山默默，寂静无言，连月亮的光芒都是清冷的。他的画如此空灵、缥缈，有云烟苍茫之感。这是画吗？还是历史的云烟一不小心流淌在画布上？他的画，仿佛他自己的内心，灵性、洁净，却无比悲伤和苍凉。

    在美术馆中看见他在狱中的手稿。“文革”期间，他数次被捕入狱，三根手指惨遭折断。有一次，他被关进积水的防空洞里，那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如同地狱。他把写检查材料的纸张悄悄节省下来，写满他的小说和散文。

    我低下头静静看着陈列柜中的手稿，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字如小米粒大小，写在粗糙的纸上。那穿越半个世纪的手稿，经过岁月侵蚀，纸张发黄变脆，字迹已经模糊，每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了，不留天地。这些手稿有六十六张，共计六十五万字。

    我站在一张张手稿面前，忍不住泪水盈眶。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带给一位艺术家多少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痛？是这些小米粒一样的文字，支撑他走过那些屈辱苦难的岁月。也是这些文字，给予他暗淡的生命一点点幽微的光亮。

    看着这些手稿，我恍然想起画家梵·高的《星空》，梵·高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只有一扇小小的铁窗，能让他看见外面世界的朝阳和霞光，也是那一扇小窗，让他看见湛蓝的夜空中满天的繁星，正因如此，他才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星空》。

    文学是什么？我问自己，也问镜框里的木心。他回答：是星辰！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总有几颗璀璨的星辰闪亮着，照亮着人们日渐蒙尘的眼睛和心灵。我听他轻声吟诵：你终于闪耀着了么？在我旅途的终点。

    电视中播放着他的录像，他坐在老屋里，谈笑风生，语声朗朗。他说话时声音不大，但是一出口就有惊世之语，醍醐灌顶，如大雪天忽然遇见太阳。

    我喜欢他的诗歌和短句，那么干净而热烈，率真而明亮，睿智和风趣。他说：艺术是最好的梦。世上有多少墙壁呀，我曾到处碰壁，可是至今也没画出我的伟大壁画。

    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要是听不到快乐，眼睛可以。

    他喜欢画家梵·高，木心的诗：“凡·高在博物馆，我在路上走。”这是一九八三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特展《梵·高在阿尔》，木心看画展后，写成此诗。第二年，木心在哈佛大学举办个人画展，二零零一年他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画展。这距离他19岁第一次在杭州举办画展，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木心先生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孤独漂泊，孑然一身，无妻无子。他只和文学、绘画、音乐、艺术在一起，和世间的一切的美相濡以沫，相携到老。

    他说：“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平时，画沉睡着，有善意的人注视着它时，醒了。”

    醒着的不仅仅是木心的画，还有他的灵魂。

    细雨如丝，思绪如雨。

（选自《2016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

山地回忆

孙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一块石头上，砸开冰口， 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 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

“你怎么骂人?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 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 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 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的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  了我们的饭，还漱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 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也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 ”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那是讲卫生吗？ ”她 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 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 ”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 会悲观的。 ”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 ”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

“说什么? ”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 ”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 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 ”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 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

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 你的光吗? ”

“怎么沾了我的光? ”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 月，赚了多少钱? ”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

“够干什么了? ”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 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 累得浑身 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 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 口那个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 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 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选自 1949 年 12 月《白洋淀纪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