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倒计时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突突啦啦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混凝土倒在了伙伴们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的干活。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面，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不敢多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两人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地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在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梁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梁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拳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伙伴们说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好看带过来让大伙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地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

（选自《百花园》）

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这是我在这座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桅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路径、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花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扮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里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女人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茌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予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能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选自2011年11月13日《今晚报》）

长发短缨

田洪波

    21岁的孙凤英加入抗联队伍那会儿，一条麻花似的大辫子长至腰间，油汪汪、黑亮亮的。

她原是宣传小分队的成员，随着战事吃紧就混编到四支队来了。对此孙凤英相当得意：俺也是抗联正规军了！

    的确，正规军的孙凤英有枪了。枪是短枪，而且孙凤英还扎上了绑腿，走起路来飒爽英姿。每天行军途中，孙凤英总不忘唱上几句《小鬼子把门》什么的。她嗓音清细，战士们听着脸上都一扫阴霾和疲惫。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她的歌声被从营地上下来的一位营长听到了。营长围着孙凤英转了两三圈，把孙凤英转毛了，小脸通红不知营长要干什么。

    “你以为这是在舞台上吗?去，把你的辫子给我剪了！”营长突然发起怒来。有几个女兵吓得吐了下舌头，拉起孙凤英就走。孙凤英张了张嘴想告诉营长，我这辫子可是留了20来年！可末了，她看了看冲她直摇头的同伴，只是咬紧了嘴唇，什么也没说。孙凤英不情愿地被剪成短发了。剪成短发的孙凤英不可抑制地一个人坐在光秃秃的树桩上好顿哭。许久，才把头猛地一甩，继续冲女伴们扬起那张青春的脸说笑。孙凤英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孙凤英，只是歌词换了：红旗飘飘在半天空/好似草堆落火星/妇女姐妹入抗联/长发剪成短缨缨……孙凤英好像天生不知道什么愁事，哪怕子弹从她耳边穿过！战事紧，可每次打完仗孙凤英都不忘化化妆。用烧过的火柴杆儿、细树枝儿，或者把大红纸蘸点水洇一洇，往脸上、眉上、唇上轻轻一抹、一描、一勾，一个妩媚无比的孙凤英就出现了……对一些女伴的狐疑，孙凤英干脆搬出营长的话给挡回去——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要有正规军的样子！把个女伴噎得眼直翻白。孙凤英却仰天大笑，开心无比。

    起始，战士们累了还能听孙凤英亮亮嗓子。可仗越打越激烈，孙凤英就长时间没有尽情亮嗓子的机会了。不过，除了唱歌，孙凤英还懂一点医护常识，也会把饭烧得很香，于是后来，孙凤英的角色就杂了，甚至缝缝补补，浆浆洗洗的活儿也常被她揽下来。

    就是在那会，孙凤英与副支队长刘老顺走到了一起。孙凤英有个被战士称为“百宝囊”的背兜，什么药包、天剪，补衣的碎布、针线等等，用场大着哩。可偏偏就让刘老顺给看在眼里了，就隔三差五找孙凤英，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层意思。

    是营长作主，给他们两人在营地上举行了婚礼。婚后月余，郭塌子战役便打响了。郭塌子战役，是抗联三团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尽管有战士在撤退过程中一直注意倒着走，在走过的脚印上撒上辣椒面，破坏敌人狼犬的嗅觉，奈何敌人还是步步紧逼，穷追不舍。于是在一个黄昏，六营的战士们撤到了山峰陡峭的七星峰。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而两岸悬崖相距两米左右。营长指挥众人一个个跳过去，但轮到孙凤英这儿卡壳了——她身上背着铁锅和铁桶，还有那个永远不离身的“百宝囊”。把东西都扔了！营长当机立断。

    我不！孙凤英第一次顶撞起营长。营长瞪圆了眼睛。孙凤英也不瞅他，把“百宝囊”摘下来递给了刘老顺，你先过去，你过去再接应我。刘老顺伸手要摘她的锅，但孙凤英挡住了，锅在我在！说时还冲刘老顺一笑。可是你？刘老顺有点急了。少废话！孙凤英狠狠瞪刘老顺一眼。无奈，刘老顺只好咬牙跳了过去，然后揪心扯肺地等着孙凤英跳。孙凤英几次试跳都没成功。

    刘老顺见状，干脆和战士们砍断了旁边的桦树搭向对岸，让孙凤英小心爬过来。孙凤英爬到一半，系铁锅和铁桶的麻绳突然断了，铁锅和铁桶落入悬崖的巨大声响惊起一群山鹰。被惊扰的还有敌人。眼见孙凤英快要爬到对岸了，这时，一声枪响，孙凤英掉下了深渊，只留下刘老顺撕心裂肺的哭喊——凤英，凤英……

左手神医

北乔

    在江苏东台三仓乡，朱庆树的名头很大，人称“左手神医”。

    朱庆树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这以后他靠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维持生活。十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一位道人。在桥头，道人遇上朱庆树，没说上几句话，朱庆树就跟道人离开村子。他什么也没带，他也没什么可带的。九年后，在村里人把朱庆树忘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回来了。一身粗布长袍，一个大药箱，右边空空的袖子随风飘荡。

    村里的接生婆一年前生了病，是种怪病，能吃能喝，就是人一天天地消瘦。朱庆树到村子里时，接生婆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就像树干挂个皮囊似的。朱庆树用他的左手替接生婆把脉后，开了个药方。接生婆吃了十副药，居然好了，又忙着为人们接生去了。这以后，她除了帮人家接生，还多了件事，就是到处夸朱庆树医术高明。她说：“我啊，是把人接到世上来，朱庆树能把人从阎罗王手里抢回来！”

    朱庆树没有家，也不需要家，天天地这村转到那村。他给人看病，从不收钱，只要管饭管住就行。有人硬要给他钱，他坚决不收，“我从小就是乡亲们养大的，现在我有吃有住就知足了，我要钱，也没用的。”遇到一些大户人家付钱，他也不要，但让人家买上几副药。总有些人家是没钱吃药的，这时候，他存的药就会派上用场。

    不管到什么地方，遇上什么病人，朱庆树只要伸出左手把把脉开上几副药，就能药到病除。有些病人，连药都不用吃，朱庆树扎扎针，就能治好。这样的人，不是神医，是什么？渐渐地，人们知道了朱庆树的一些事。原来当年他是跟着那位道人进深山学医去的。他的右胳膊，是一次采药时被老虎咬掉的。朱庆树不怎么说话，说得最多的是“医道”。人们要感谢他时，他说，不用谢，这是医道。可人们要他细讲什么是医道，他又解释不清，只说行医之人遇病就得治，就是医道。

    一天，他走到一大户人家门口，从门里窜出一条狼狗，硬生生地从他腿上咬下一块肉，血流满鞋子。没等他包扎，门里跑出一个家丁，一见是朱庆树，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平日里横蛮竖野的样子全不见了。原来这人家的老爷吃午饭时突然倒在桌边不省人事，呼吸十分的微弱，就和死人差不多。家丁不是出来看狗咬着谁了，这事他才不管呢。他家的狗咬人是远近闻名的，遇到有人到门口不咬那才是怪事呢。家丁是听从吩咐去请左手神医朱庆树的，可没想到出门就撞上了朱庆树。见朱庆树被狗咬了，他有点恨狗，这破狗，你什么人不能咬，偏咬他，你什么时候不能咬，偏在这档儿咬，完了，老爷的命恐怕是被你这破狗一口咬没了。

    朱庆树看出些什么，忍着痛问家丁是不是有什么人病了，家丁吞吞吐吐地开了口。朱庆树听到一半，随便找块破条缠了一下伤口，就三步并着两步进了院子，身后留下一行血印。

    后来，有人说朱庆树，你啊你啊，真是傻到家了，狗把你咬成那样子，你还救狗的主人。朱庆树淡淡地说：“医道，道为术之上啊！”

    这一天，朱庆树刚为一户人家的小儿子看完病，五六个日本鬼子就冲进院子，见到朱庆树，二话不说绑着就走。县城里一个鬼子大佐得了病，耳朵和眼睛总往外渗血。这鬼子，朱庆树是知道的，全县的百姓都知道，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朱庆树花了两天的工夫，终于把鬼子的病治好了。

    村里人听说，朱庆树成了鬼子的座上宾。

    过了两天，村里人听说，镇里鬼子营区发生了一次爆炸，所有的鬼子全被炸死了。

    朱庆树也在其中。

（有删改）

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释】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五九”即1915年5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