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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之重
赖赛飞
碾米厂在充满天籁的村庄是个考验人耐力的存在。空气中充斥着各种裂变：柴油机剧烈抖动发出的轰鸣声，仿佛濒临散架的极限；皮带接头与轮子哗哒哗哒的摩擦声，似乎即刻要爆裂；粉尘升腾弥漫，像原地打转的沙尘暴将一切裹扶。噪音与粉尘之外，碾米机进料斗如没及时填料，就因空转发出极其尖利的啸叫，带着明显的金属切削性质，闻者丧胆，汗出如浆。
机斗口距地面大约一人高，一担稻谷碾三遍就变成了三担，分装在藤箩里，一一托举上去。按理说家务事在以往的农村归妇女承担，但碾米除外。主要是碾米师傅要照管机器，上料由各家自行负责，干这活个子要高，力气要足。
那年，村里的公共碾米厂停用，父亲将机器买了回来，经过一番修理，这台碾来机被安装在我家西偏房里，又恢复了机声烈烈。从此村人随时来艰米磨粉。
自从碾米变成了私家服务，上料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对此，父母都不能抱怨，甚至要感激，何况我们。
有时忍不住下楼打开偏屋的门，看见关机后的父亲一身皑皑站在后门呼吸新鲜空气。蒙尘的母亲还在弥漫的粉尘中挥舞扫把。很久以后才能听见她用围裙大力抽打自己的劈啪声。
有时中途打开，只听见噪音陡然放大，混合密集的粉尘轰然涌来，像堤坝炸开后浊流滔天。
不管哪种情形，母亲都会有同样的反应：“眼睛呢？没看见吗，快把门关上，出去！”在母亲的疾言厉色中，我退了出来，像退出战争，留她在战场。
后来，碾米厂多起来，竞争激烈。家里又买了台小的机子安装在手拉车上到处推着上门给人碾米，差不多是将稻谷从人家家里拿来分成米和糠后再送还到人家手里。便利到人，辛苦付出，才有看得见的收成。
母亲身材极其矮小，一般尺寸的灶头使用起来都嫌吃力，她担任的举重任务与她的体格明显不相匹配。一藤箩装满的份量在四五十斤，最主要的是要连续不断、快速地举，这对不是务农出身的母亲是个磨难。安装在手拉车上的机子高度比家里的更高，她只能拼了命举上去，像在殊死博斗——对她而言每一次都是极限。
而机器在飞速转动，如雷神督工，极具威慑。
没有中场休息，没有鼓励，没有安慰。
母亲平时极克己，通常只吃些泡饭就着隔天的剩菜。有一阵子，她在碾米回来的路上对父亲念叨吃些什么。暂时卸下重负的母亲也在一丝庆幸中说起了笑话：真想炖黄鱼肉淘酒啊，一大锅——那时候肉比黄鱼贵。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举不动了，途中不得不先提至一只膝盖上喘口气再往上托。
吃了也许就有力气，不被压垮。
父亲将塑料袋里的一小堆零币陶出来一五一十地数。
数完便回笑她，你画一只在嘴边吧，或者跟嘴讲讲好话，哄住它。
那时候碾米的价格是100斤2元钱，照此算来，碾上3000来斤60元收入，给各家抹去零头，也就50多元，再扣去成本，剩下30多元，就只有一碗黄鱼肉淘酒的价值。
我算了另外一笔帐，3000来斤过三遍，母亲每天练举重近两百遍，总共举起近万斤。如果生意好，这个重量还会往上加。
这远不是一顿黄鱼肉淘酒能提供的，然而母亲一直吃的清汤寡水。不但父亲惊讶她像只小蚂蚁，却举得起这么重的份量，连母亲自己都觉得多年坚持下来没有倒下是个奇迹。但她身上并未因此显得结实强壮，使我觉得她是凭内力来举起的而不是真正具备相应的肌肉力量。
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母亲手中，但她就是对自己的心愿下不了手，她所想要的外力支持，其实仅仅是口头支持。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书。如果他们是源头活水，我们则是几个不停消耗着水源的渠道。直到上大学，家里从来没短过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
那道晚风里不存在的黄鱼肉淘酒香味，画饼充饥一样刺激着母亲的味蕾，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成了一向克己的她无法抹去的遗憾——后来她吃到的每一顿都无法替代。我不止一次闻到它在时间深处发出的强烈香味，使母亲越来越念念不忘。
这几年来，肉不贵重，黄鱼普遍养殖，只是要讲究饮食健康，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炖黄鱼肉淘酒。庶几品尝母亲惦念的味道，沿袭她传承下来的老式炖法：加陈酿黄酒、黄冰糖、黑枣，直炖得鱼肉同酥入口即化为止。在这过程里，香味慢慢氤氯了周围的空气。
在香气里想念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