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叶朗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迪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乌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内容，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同样也有这种体现当今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这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大大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对于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选自《新华月报》2008年第l期(有删改)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需求到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等制作的民间家具。

    国内最早的漆饰家具是明宣德年间的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漆的工艺，比单纯填漆家具更华丽。明中叶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黄花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材的復木家具。在另外的广大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尤以斑竹所制枝木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明式家具品种丰富，用材多样，其中以黄花梨最佳，这种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富有弹性。由于木质坚硬且有弹性，所制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很小。因此，家具造型简练、挺拔。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充分显示木材本身质感。另外，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宫廷家具色彩鉤丽、纹饰华美。其中，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中国漆器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家具的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去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并逐步扩展成了 “清式”家具的主体风格。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体已趋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繁缛的雕饰破坏了整体感。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特色，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西方一些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摘编自王翔子《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当前，我国有2100多种报纸、94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截止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商业化运行，面对媒介数量的高速增长和传媒信息内容的无限量增加，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科学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因此提上日程。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例如，新西兰的学生在五年级课程中就已加入媒介素养的培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介素养。然而，对我国公民而言，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面对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冲击，在强调“媒体传播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媒介素养”在我国还处于“陌生概念”的状况下如何逐步推广是重要的课题。首先，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群众增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应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使公众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其次，向国外学习，使社会成员也对传媒的职业规范和基本常识有充分的了解，帮助群众形成对媒体的正确认知。比如，向国外学习，传媒的信息怎样采集又如何制作和传播、传媒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应否分开又如何区分，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学会选择、识别良莠，形成拒斥不健康的媒体信息的自觉。再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建设，美国有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传媒教育组织；智利有“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筹办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形式大力倡导传媒教育，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重视在未成年人中的推广，是为了使人们从小就拥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成长为拥有“媒体智慧”的人，并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虽然开设了媒体课程，但主要侧重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较为忽视关于各类现代媒体信息的接受、鉴别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强、求知欲旺，人生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将内涵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选自谭泓《媒介素养教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