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与“高贵”的文字结缘

曹文轩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书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当一个善良、充满母爱的母亲为孩子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心存质疑——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整体上我们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恐怕也不可靠。我们只需看到：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般的提醒。

    有的书具有高贵的血统，有的书则不然。你得承认：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具有高贵血统。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排斥在外。只是说：我们应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之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这样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必是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即将消逝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当年的小读者在晚年时充满感激地回忆着。

（选自《人民日报》 ）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雕楼画栋，水墨丹青，这些蕴含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元素如何幻化成服装，成为现代人竞相拥抱的时尚符号？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神秘而幻化万方的吉祥图案可以变得时髦时尚吗？央视日前开播的一档名为《时尚大师》的节目里，一位年轻设计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位年轻而时尚的新生代设计师在自己设计的卫衣、T恤和手包里，不仅运用了龙生九子中的螭吻和椒图这两个神兽元素，还加入了我国传统建筑中榫卯结构等模块。整个设计呈现的结果是简洁、舒服、时尚，恰到好处。尤其是受到在门上衔环的椒图神兽的启发，她将手包的提手设计成一个环状并让椒图“咬”住，创意满分，韵味十足，以至现场的专业观察团成员纷纷直接询问手包的价格，以强烈的购买冲动来表达对作品的喜爱。

    长久以来，提起时尚，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新潮、前卫，以至于好像只有前卫到有些异类或者让人看不懂才能称之为时尚。然而这种关于时尚的定义显然有失偏颇。中国服装设计师张庆辉对时尚有一番阐述，在他看来，时尚的意义在于打破界域。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还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客，都传递出创新勇气和文化自信。时尚应该代表着文化自信和自我态度的表达。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当我们厘清了时尚的概念，再回头讨论时尚和传统文化能否结合这个话题时，答案就显而易见了。那些看起来表面并不相关的内容，完全可以和谐共存。一方面，几千年来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跳出严肃、古老等人们固有的印象，依托时尚的载体、借助开放的视野和灵动的设计活在当代；另一方面，时尚若脱离了文化的支撑，必然不能成为经典。相反，时尚产业如果能充分表达文化意象，就可以得到文化源远流长的滋养。可以说，时尚根植于文化，而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的韵味则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新鲜元素，给业内人士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更多可能。尤其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进行自信重塑的阶段，我国的时尚产业发展可谓时机大好。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传統文化脉络，要让传统文化注入时尚产业，需要业内人士抱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绚丽多彩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等散落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时尚元素；“高冷”如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也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设计灵感。2018年9月9日一则名为《故宫口红，真的来了》的文章在朋友圈迅速发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据报道，这六款口红膏体的颜色均来自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红色国宝器物。雍容华贵、高端大气的故宫口红一时成为时尚界的新宠。这几款具有中国风神韵的限定版口红发扬传承了东方美学，传递出了真正的东方时尚。凡此种种，都可以让我们在坚守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为传统文化注入青春的时尚活力；也通过人们对东方时尚审美的追求传递出了千百年永恒不变的魅力。

    当然，传统文化与时尚产业的融合不能“为了融而融”。融合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以时尚的方式活在当代、活在日常是业内人士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时尚和传统的融合，需要业内人士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以一种舒服自在的形式设计表达，还要顺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毕竟，只有走进了生活，让人们觉得把传统文化穿在身上、摆在家中也可以是一件很酷很潮很时髦的事，文化和时尚的融合才算恰如其分，才能深入人心，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才算成功。

（选自《用时尚语言表达传统文化也新潮》——《人民日报》2018年10月9日）

材料一：

    全面屏手机，泛指正面屏占比达到80%以上的手机，一般采用极限超窄边框屏幕，相比普通手机，具备更窄的顶部和尾部区域，边框也更窄。夏普早在2014年就发布过第一款全面屏手机Aquos Crystal，采用5寸显示屏，1280*720分辨率，同时取消受话器而配备了骨传导方案，实现了手机正面开孔的最少化，但当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17年下半年，全面屏手机在市场上全面性爆发，品牌从小米MIX到小米MIX2，从三星Galaxy S8到三星Galaxy Note8，再加上后面包括iPhoneX、华为麦芒6，华为Mate10在内的一系列新机等。

    由于手机的大屏化已面临手掌大小瓶颈，屏幕超过6英寸的机身让使用者无法单手触摸到手机边缘，且容易滑落碎屏，导致体验感下降，而最适合大部分用尸使用的手机尺寸是5—6英寸。全面屏更高的屏占比，意味着在机身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展示更多内容，能够让用户使用更加便利。

    目前主流手机的宽高比是16：8，而全面屏一般是18：9。加大的宽度给人们带来了“分屏浏览”这一全新的使用体验。全面屏让同一屏幕内看电视剧和微信聊天、淘宝购物比价这些新需求成为可能。

    2017上半年开始，手机销量的驱动因素由前几年拍照驱动、外观驱动和芯片性能驱动，逐渐转变为明星代言驱动。外观万面，各大品牌乃至各品牌内的子类都呈现严重的同质化。厂商不得不通过推出多款颜色来吸引眼球，但依然乏善可陈；比如苹果推出红色款Iphone7和7Plus来吸引眼球，但销量不达预期。全面屏带来的科技感、整体感则是外观微创新趋势中的一次大飞跃。全面屏未来将结合曲面技术、AR技术等掀起新一轮外观升级浪潮。

（摘编自《智能手机全面屏研究报告》）

材料二：中国手机市场各尺寸机型占比

全面屏渗透率将迎来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于《2018年中国全面屏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材料三：

    对于未来全面屏手机发展的趋势，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认为，“第一代全面屏”主要带来的是更大的占比外观以及视觉效果方面的提升。

    他预测，不久将迎来“第二代全面屏”，还会迎来更多技术以及交互上的革新，例如：异形全面屏、柔性屏幕以及各种新外观材料将成为打造差异化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全面屏导致当前大多数厂商不得不暂时采取指纹后置的解决方案，还会催生出新的生物识别技术革新。无论是今年iphoneX的面部识别，还是未来基于OLED屏幕实现的屏下指纹识别，都是技术发展的方向。

    刘立荣认为，全面屏的到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它解决了目前5G时代到来前手机行业创新疲劳的问题，并相信随着全面屏技术的推广，用户换机频率会重新提高。

（摘编自张娜《手机行业“全面屏”发展势不可挡》）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