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说：“果然！照片说谎，而艺术真实。”这话含意深厚，道理何在呢？

    我们知道“自然”是无时无处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是非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象了。况且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

    但是艺术是否能表现“动”呢？艺术怎样能表现“动”呢？我们拿一张照片《行步的人》和罗丹雕刻的《行步的人》一比较，就觉得照片中人提起了一只脚，而凝住不动，好象麻木了一样；而罗丹的石刻确是在那里走动，仿佛要姗姗而去了。罗丹说：“你们问我的雕刻怎样会能表现这种‘动象’？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我们要先确定‘动’是从一个现状转变到第二个现状。画家与雕刻家之表现‘动象’就在能表现出这个现状中间的过程。他要能在雕刻或图画中，使我们观者能同时看见第一现状过去的痕迹和第二现状初生的影子，然后‘动象’就俨然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是罗丹创造动象的秘密。罗丹认定“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后所深藏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罗丹的世界观，这是罗丹的艺术观。

    罗丹自己深入于自然的中心，直感着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晓得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凭借着物质，表现出花，表现出光，表现出云树山水，以至于鸢飞鱼跃、美人英雄。所谓自然的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物质表现而已。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

    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选自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有删改）

王永志：“大总师”飞天梦

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他也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这位总设计师就是王永志。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老房村，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通过观察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打雪仗的行为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1961年3月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想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中方赔偿100万美元。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人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的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摘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器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它的总设计师是王永志院士。（摘自“百度百科”）②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摘自《神舟飞船总师王永志：“伯乐”钱学森指导我一生》）

    近年来，网络文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建设的主力军和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并逐渐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文化发展战略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文艺在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轨迹上仍存在低俗、庸俗、媚俗、原创遗乏等问题，其整体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要素仍无法完全做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当前网络文艺的紧迫使命就是要深耕时代沃土，回答时代课题，创作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共鸣共振的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我国正处于飞速变革的新时代，网络文艺创作不可能脱离时代文化语境去表达和传达数字空间的虚幻想象，而必须立足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描摹时代画卷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赋能都对网络文艺下半场的发展提出现实性和经典化诉求，网络文艺的现实题材也逐渐增多，体现出网络文艺创作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齐橙的网络小说《大国重工》连载于起点中文网，聚焦我国重型装备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要代表作。这类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皆因关注时代现实生活及人物命运起伏而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全民热烈讨论的文艺形式。

    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成为网络文艺书写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的紧迫任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现实题材数量的简单增加还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网络文艺要真正有一番作为，需要在数量积累的基础上呈现质的提升。我们要警惕当前网络文艺现实题材的泡沫化、同质化，以及一些所谓的“冲奖文”对现实的机械排列。同时还应看到，一些被归入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作品看似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却也是自带网络写作惯有的金手指、操作系统、随身空间等升级技能，不免重复着凡人修仙、穿越重生的游戏套路这样的想象无疑是一种白日梦般的欲望叙述，无法触及现实生活的坚硬和痛感，也就无从谈及把握时代生活脉搏，不能传达出作者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绘写时代精神图谱盛唐诗歌有磅礴浑厚之气，晚明戏曲小说追求思想解放之风，“五四”新文学吹响启蒙与救国的号角，当代文学与文艺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那么，网络文艺又将绘写怎样的新时代精神图谱呢?网络文艺要满足人们对多层次、高品质阅读的期待，在注重流量和粉丝经济的同时，脚踏实地去感受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和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展现新时代人民生动丰富的精神风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气象，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引领时代文化风向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剧、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与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等文化产品成功的文化愉出相比，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历程和经验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够。因此，未来网络文学若要持续引领文化风向，要在世界文学舞台呈现连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目标，除了不断加强原创品质的提升，还应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使中国网络文学真正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摘编自刘桂茹《网络文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技术与公共利益

张帆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

    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的竞争，工科学生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他们中流行：“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可见，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市场价格被看作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的制作到互联网诈骗，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远为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坚决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相对地说，另一些技术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神情安详地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决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

(选自《民主》2014年1月)

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生活，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人民日报》201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