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学习时报》）

    在当代社会，“美”和美学也许是最让人困惑的词汇和学科之一。一方面，美和美学的概念随着当代艺术和时尚业的发展而迅速变化；另一方面，与美学概念关系密切的当代文艺批评始终处在某种“理论表述”的困境之中。中国当代美学因为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日趋活跃，用原有的学院派的美学理论似乎已难以描述。因此，研究和阐释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理论上的迫切性。

    当代美学的基本目标是对20世纪末至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及其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作出理论的思考。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学领域表面的纷繁复杂中，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生长。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它的表现形式又有差异，因此，理论的多元化格局是正常现象。中国当代美学应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在多元性、叠合性的当代语境中探寻当代美学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把美学和文艺问题放到社会系统中认识和把握，通过对情感结构的分析来阐释文学艺术意义的研究思路，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地方性审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性的密切关系，影响着当代文学艺术及其意义阐释，当代美学不能忽视这种文化关系的制约作用。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要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注重分析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和呈现，对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及审美认同的社会基础作出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

    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还充斥着理论的混乱和歧义，对此，展开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重申美学本体论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没有死亡和消失，无疑是有意义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学界先后讨论过“悲剧之死”“乌托邦之死”和“文学之死”，然而，文学艺术在现实的土壤中，在人民的生活里，在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支撑着人们的生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学正期待着一场复兴。

    让我们从当代美学具体问题开始，从当代文学艺术的评论和分析入手，从对当代美学的话语梳理入手，从基本理论问题的辩证剖析入手，开始当代美学理论建设，并且努力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自觉结合到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程中去。

（摘编自王杰《文化创意时代的美学转型》

材料一：

文化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位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近年来，哈尔滨以“文化创城”为牵动，打造冰城符号。通过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展现出生机勃勃、大气厚重的文化新境界和文明新高度。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19世纪末，歌剧、芭蕾、爵士乐等传入哈尔滨，与本地文化交融，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的业余合唱团定期、定点活动，音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音乐，是哈尔滨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记，也是哈尔滨“文化创城”的发力点。2019年6月至10月，哈尔滨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等演出场馆及专业文艺院团，陆续推出136台264场国内外经典演出。

从2020年起，道里区提出打造具有冰城音乐文化特色的10公里“松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将东起中东铁路公园、西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沿江10公里地带打造成一条集休闲、活动、学习、展示于一体的文旅融合观光带。

（摘编自娄雪松《“文化创城”打造冰城符号，滋养一座城市》）

材料二：

文化符号是记载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文化是由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符号组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合理地选择并运用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提取可以从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方面入手，也可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符号。建筑本身就是凝结的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恰到好处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如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象符号、特色建筑等多种样态。城市文化符号是构成城市文化的最外层，当人们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时，我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天坛、京剧等。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位于黄河中游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在这座拥有浓厚文化的古城中有一条西大街，西大街的建筑体现的是仿唐建筑的风格。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现代人发现了西安西大街珍贵的文化内涵，将其进行新的改造。整个建筑立面的改造上延续着传统的历史文脉，对沿街原有的和新建的建筑都采用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下大功夫恢复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牌坊，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特色。

建筑立面的设计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通过色彩、形态、均衡、比例等造型元素，体现着建筑立面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建筑美不美观，好不好看，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检验，这些都是与建筑的色彩、形态、光影、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的，往往这些就是设计师们所要表达的。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史需要不断地传承与弘扬，即通过对建筑立面的设计运用“象征”“引用”等表现手法来展现它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那些缺乏高意的造型符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那些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城市文化符号应用于建筑立面的设计中才有真正的深刻高意。

一座城市的建筑立面体现着城市面貌的特点和视觉连续性，体现着城市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城市建筑设计的改造重点是对建筑立面的改造。在改造中，以尊重原有年代风格和特点为核心，保留结构，改变外观，将城市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立面的设计上，不仅提高了使用价值，也提高了其艺术欣赏价值。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应按照形式类的法则，在大和谐中寻求小变化，以城市文化符号为设计手法进行改造设计，让现代建筑立面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实用艺术。

（摘编自李梅红《浅谈城市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三：

每天一份报纸，每月固定的《读者》和《知音》，这些许的文字信息需求，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就能实现。作为城市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报刊亭，承载着许许多多海口市民以及阅读爱好者的美好回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猛普及，这一原本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景线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正在逐渐消失。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对海口市的多家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走访。

“以前的报刊享很多，相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现在两三公里都不一定能见到一个，甚至有些新的小区周边乃至整条街上都没有一个。”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报刊亭没有那么深的需求，但像他们这拨人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阅读习惯了，每天一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

经营者也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收入也就相应的少了很多。经营者章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一天从早到晚开门12个小时，现在能有4、5个小时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守着也白守，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增加了很多‘副业’，要不然真没办法。”

每天在报刊享购买报纸的人鲜而有之，记者蹲守海口某处报刊亭2个小时，才有一人路过购买一份报纸。市民李女士也表示，定期阅读的那些杂志和期刊，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工作部比较忙，能闲下来阅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的，加上电商的出现也对传统书店和报刊亭等行业的冲击很大。但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回家的途中路过报刊享，买上一份读物，很方便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生活’。”李女士说，现在的报刊亭少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就算多走两公里也还是希望到店里翻一翻、看一看，这是一种情怀。

希望这一抹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风景线不会消失，而是更好地为那些心存情怀的阅读爱好者们营造一个文化驿站、一个心灵港湾，也为这个城市，留下充满人情味的无限美好与遐想……

（摘编自《海口城市“文化符号”——报刊亭现状：经营难“副业”多》）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乡、离土、离家等生活形态，“陌生化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圈层化的“熟人社会”。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塑造了一个个微信社交圈层。变革了传统社交方式，将人们传统的社交路径由“线下”演变至“线上”，将人们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

微信圈层作为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它的参与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加微信好友”的前提是和对方熟悉，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转发、评论往往也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微信圈层相互交叉，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微信圈层建立的目的是信息交互，情感沟通。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圈层”。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组建的社会交往圈子，工作在不同地区的亲属常常通过这些微信群组建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平台，拉近了亲情关系。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拓展圈层主要包括学缘、业缘、趣缘等圈子。学缘关系圈层，指的是以外出求学或外出学习而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业缘关系圈层，指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圈子，或者是由于某项工作而有了工作交集的群体；趣缘关系圈层，指的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而建立起的圈层。所谓“拓展”，是指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微信圈层中的变迁。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差序格局在公私、权力和权利这三个维度奠定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互动秩序，而互联网对差序格局的重塑也势必作用于以上三个方面。

一、具体来讲，网络空间中公私结构的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被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通信和储存成本的下降，互联网击碎了与传统身份相勾连的“准入资格”，公共领域渐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二是网民“由私向公”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差序格局中，“爱无差等”的理念无法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自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私不分”，更令“由私向公”的转换难以实现。而随着社会化媒体普及，个人之间能够凭借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和经验传递，并且私人生活也越发地能在网络上获得完整的展示，个体的情感、困惑以及利益诉求也因此可以迅速地引发关注、热议甚至是声援。

二、在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产生的权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读者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的“书写”来发表评论，他们更能以“转发”或“点赞”的形式来再造文本并重塑意义。实际上，“转发”或“点赞”既是信息的接力和重新编码，又发挥着颠覆权威叙事的功能。有时候，一些“不合常理”的点赞其实是网民以“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差序式的权力，通过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的传统情境和互动秩序，以获得网络社会中的“另类”话语权。

这种“另类”的话语权即“信息权力”。网络社会无疑更加看重信息的流动。于是，信息超越了知识和经验的地位，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发布、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它赋予了每一位网民发言的机会和针对时事的能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信息权力制造出了“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力量，摧枯拉朽式地瓦解了权力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也直观地反映了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威的直接挑战及其效果。

三、网络公民权利的成型与危机、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权利体系。人们的权利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控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所以，权利与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存量相关，却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差序式的公民身份。一方面。网络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进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深化。截至2008年10月，我国有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李永刚说：“我国成为了全球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恢恢法网，无疑反映了我国网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日益健全。”网络社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公民性，这主要归功于权利取向的网络舆论对非正义权力的制约，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网民对公民权利的体悟和学习。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实的公民社会发育仍不够充分，其严重滞后于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刘学民所言：“在西方，网络公民社会仅仅是现实公民社会的一个补充，而在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围绕网络事件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有些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在我国也就不仅是一种生产与生活的工具，它更充当了公民权利的“培养皿”，倒逼着国家逐步调整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打开更多的“机会窗口”，继而创造出不单局限于互联网的多元公民权利。

（摘编自王斌《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崛起与分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