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觅得“好声音”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

    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也要求电视节目应该有更严格的自律，使得出现在屏幕上的选手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情节的状况，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2年8月7日）

读书寂寞事

刘克定

    读书是件寒、冷、苦的事情。过去指冷寂的读书之地为“寒窗”，谓之“自甘寂寞”，“坐冷板凳”。甚至因读书导致贫穷，那就更苦。朱买臣光读书不上班，导致家贫，只好以砍柴为业，卖柴时还手不释卷，妻以为羞，和他离了婚。家境较好的读书人，读闲书打发日子，觉得快乐，那是另一种读法，但要是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是“羲皇上人”了。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里有个B博士，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精神备受折磨。他竟趁一次候审的机会，偷来一本棋谱，悉心研读起来。从此在象棋技艺上大获启发，出狱后成了赫赫有名的象棋冠军，铁窗苦读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是外国小说里的故事，说明逆境苦读，也可以成就人才。

    什么是苦？“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卧薪尝胆”，“子卿（苏武）北海之上牧羝，重耳十九年之羁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有人说此乃人生之大苦，信然。汉代王章长安赶考，与妻共居。章读书读得病倒了，没有被子盖，卧牛衣中，想起自己命运不好，自料必死，与妻子泣别。都是人生逆境，苦不堪言。但发愤攻读，总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这样来看，读书又何尝不是一件苦中有乐的事情呢？皓首穷经，那是很高层次的阅读，包括索引、考证、爬梳剔抉，穷究其源，常常“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虽然苦，衣带渐宽，人亦憔悴，却是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平常读书，孜孜不倦，能够明理，升华情操，就是常说的“开卷有益”。

    读《红楼梦》是赏心乐事，但要考证渊源，就得吃苦。读小说，读“动漫”，读某名人的生活琐事，与读有关本业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有些“快乐”的“热门”书，读不读都可以，有些坐冷板凳的书，却是花钱也应买来读。“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致赵家璧》）这样一来，自讨苦吃，苦中求乐，就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习惯。

    现在超市里成堆的装帧很漂亮的“经商指南”“炒股要道”“脑筋急转弯”以及“风水先生”……进口纸，烫金字，还有密封卷——先拿钱后开卷。买不起，读了也无益，无异于“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鲁迅《我们要批评家》）。

    现在情况不同了，读书讲务实，学以致用，学以增长知识。图书馆共享项目越来越多，读者也渐多了，成为读书人的乐土。有些图书馆专为盲人设置阅读器，虽然有待完善，但已经可以看到不少盲人光顾图书馆，在盲人阅览室学习用阅览器读书读报。

    不妨说，读书本身的冷热都不是坏事，关键是能学到知识。佛教禅宗的北渐南顿，就是讲悟道的殊途而同归。能悟道，十字街头也能参禅，不能悟道，把经书读破，也不过是谤佛。用功之妙，存乎一心。“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书应作如是观，平心静气，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然后甘苦自知。适当搞一些有益的读书活动，爱书活动，走出书斋，参加一些交流，不无好处，但不能“大呼隆”，“活动”一多，一“化”起来，则非实实在在求知。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

    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能人，人不能向。”这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力量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据《淮南子·缪称训》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概，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