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徐迅

    ①那是一块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冬天，父亲还坐在那里。低矮的屋檐，背后是红砖土墙。黑灰色的瓦片垂着耳朵，仿佛倾听着什么。父亲通常一个人不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沐浴着阳光，取暖。

    ②一个人是会老的。皱纹宛如屋檐上生满绿锈的青苔，上面摇曳着荒草。老人头发花白，牙齿脱落，身边斜靠着一根锃亮的竹拐杖。那样子像是一部接近尾声的黑白电影里的旧镜头。阳光不老，新鲜的光束里尽情跳跃着生命的尘埃。但父亲不见了。如今，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空落落的，如我空落落的心。泪水爬出我的眼帘，阳光使它格外的晶莹，如针芒般的阳光深深刺伤着我。阳光无影无踪地裹走了父亲，又依然照亮那里，如泻地的一摊水银，成为我面前不会消逝的最坚硬的事物之一。

    ③“来！晒晒太阳！”在乡村，尤其是冬天，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窝聚的老人们也最多。冬天里，阳光以一种最温暖、最明亮的姿态涂抹大地。树上尚没有凋零的叶片，通体金黄，兴奋得直打哆嗦。地上，一条狗蜷缩在阳光的被窝里，懒洋洋地，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或是让太阳烤干的牛粪。老人们开始在阳光里打捞着明灭的往事，交头接耳：谁家的猪养得最肥，谁家今年的收成很好，谁家的闺女腊月里要出嫁，谁家的小子又有出息了……他们大口大口饱食着阳光的盛宴，咀嚼阳光，毕毕剥剥，满嘴流油。通常，他们都以为这儿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人间的天堂。他们的笑声、叹息声、诉说声像是无数把叮当当的小郎锤，把阳光敲成了金子般的碎片，然后乐呵呵地捂在怀里，俨然一个个财主佬。

    ④我想父亲，包括一些老人们，在他们的人生的暮年喜欢坐在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太阳底下倾诉，肯定隐藏着某种心灵的秘密：一定是额头皱纹里隐逸着的生命的苦涩需要在阳光下抚慰；内心经历太多，那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或许往事已经堆积得发霉，必须在阳光下曝晒一番；抑或身上流动缓慢的血液必须与阳光勾兑与打通，才会使他们更加舒展、坦荡、明媚。也可能他们想得更远，无边无际的黑正在向他们拥来，他们得赶紧拾掇起一些太阳的金枝，燃烧生命……因为，不仅一颗晦涩的心需要阳光的照耀；一颗纯净的心，也同样需要阳光的映照。最后，阳光收拾走了许多谜底，父亲肉体生命的消逝正如阳光的消逝一样。

    ⑤“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这是一位俄罗斯诗人的诗句。写这诗的巴尔蒙特这时仿佛就象一个婴儿，在春天里降生时一睁眼，就看到了温煦的阳光。他身上泛着金黄的绒毛。的确，阳光可以渗透所有的语言，但无法谛听；阳光像一块黄金可以让人贪婪地攫取，但无法永远占有；阳光像一朵鲜艳的花朵，却无法为一个人永远开放。剩下的你只有看看的份了！阳光照耀的日子，生活明净得一览无余，纤毫毕现；阳光进入土地所有事物的内部，使其发酵、膨胀、疯狂和生长。这些人们都可以看到，因此也体会出阳光本身充满的慈祥、温暖、仁爱和平静。果然，在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又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又多了一张陌生而嘶哑的喉咙。那陌生的嘴角牵动乡村的最后一缕阳光，仿佛是在向阳光做着永别。我想，一个阳光铺就的舞台，父亲和他的乡亲裁剪着一块阳光的绸缎，然后紧紧地包裹住自己，就幸福地睡去了。

    ⑥但丁说：“我曾去过那阳光最多的地方，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神曲·天堂》）仅仅默念着这一句，我的心绪在阳光下就显得一派苍茫。

（摘自《福建文学》2013年第2期）

    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老兵

胡玲

    单位招门卫，一直没招到人。应聘者要么嫌工作时间太长，要么嫌福利待遇不好。

    这天下午，一个人影在办公室门口晃动，我走过去，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瘦削的脸上布满了道道伤疤，像无数条狰狞的蜈蚣匍匐于脸上。男人个子很高，背有点儿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上斜挎着一个褪了色的绿军包。

    我是来应聘门卫的。男人朝我讨好一笑。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疤痕显得更加突兀可怕。

    听到有人来应聘，人事部的赵经理高喊一声，应聘的，过来！

    男人扯了扯身上的军装，走了进去。

    看到男人，赵经理也吓了一路。你脸上的疤怪吓人的。赵经理面带愠色。男人像做错了事情一样，有点儿歉意地脸红起来。

    你是哪里人？赵经理朝男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

    我是湖南桑植的，贺龙元帅的故乡，男人的语气中透着一丝骄傲。

    带证件了吗？赵经理问。

    男人从绿军包里掏出一个红绸布包着的东西，打开，里面是三个红本本。男人将红本本小心翼翼地递到赵经理面前，这是我的证件，请您过目。

    赵经理拿着三个红本本瞄了几眼，丢在了桌子上。你有做门卫的工作经验吗？

    没有，我以前一直在老家种地，媳妇前段时间检查出得了重病，需要很多钱，我才出来打工的。男人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丑陋的脸上闪过一抹悲凉之色。

    不行，没有经验的我们不要，你走吧！赵经理斩钉截铁地说。

    我能吃苦，还有一身力气，干门卫工作应该可以的。男人憨厚地说。

    赵经理斜了男人一眼，没好气地说，门卫就是保护我们单位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你年纪一大把了，怎么做得了。

    我可以的，真的可以，我练过散打，也懂一些安全救助知识，一定能够干好门卫工作的！男人有点儿着急地说。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就别哆嗦了！赵经理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您让我试试吧！哪怕工资低点儿也行，我媳妇病得不轻，我急需钱，急需一份工作。男人带着央求的口气。

    对不起，这里不慈善机构。赵经理冷冷地说。

    男人强挤出一丝苦笑，从桌子上拿起三个红本本，认真地用红绸布包裹好，轻轻地装进包里。那谨慎细心的样子，仿佛他放进去的是价值连城的稀有珍宝。

    男人黯然地走出了办公室。

    几星期后，单位购买了一批办公家具，需要搬到五楼办公室去。单位后面有座桥，桥上每天聚焦着许多等活儿干的人，我决定去好运里找个搬运工来帮忙。

    桥上，站着许多人，他们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杀铁铲，有的坐在三轮车上。我走过去，一大群人蜂拥而上：有活儿吗？多少钱？给我做吧！

    有一批家具要搬到五楼，五十块钱做吗？我问道。

    钱太少了，做不了。一听我报的价钱，一群人悻悻散去。

    我正准备加价时，一个声音响起：这活儿我干。我顺着声音望过去，又看到了那个满脸伤疤的丑陋男人，他依然穿着那身旧军装，挎着绿军包。

    还没找到工作吗？我问他。

    男人苦涩一笑，是呀，一个多月了，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别人要么嫌我老，要么嫌我脸上有疤。实在没办法，我就和他们一样在桥上蹲点，也好寻些力气活儿做。

    到了单位，男人二话没说，放下绿军包，找起一张桌子就上楼去了。

    没多久，男人就把所有家具搬上了五楼。虽然是冬天，但男人的旧军装已经被汗湿透了。

    我递给了男人八十块钱，男人又退回我三十块。说好了五十块的。男人朴实地笑着说。

    男人走后，我发现他的包掉在我这里了。

    我打开男人的包，打开红绸布，看到那三个红本本。一本是退伍证，证书照片上的一张脸年轻帅气，英姿飒爽。退伍证的纸张虽已泛黄和起皱，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上面的字迹：南滨市某步兵部队，陈青山同志于1994年4月光荣退伍。一本是部队颁发的二等功证书。一本是伤残军人证，写着陈青山在某次救火中不慎烧伤了脸。

    男人很快就折了回来，十分着急的样子，看到我手里的包，他松了一大口气。差点儿忘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男人说。

    男人脸上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朵美丽的鲜花。我怀着敬重的心情，双手把包递到男人手中。

（有删改）

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盛开在屋顶的莲花

葛俊康

    听父亲说，奶奶生前喜欢种莲，并且还是种莲的高手。每年奶奶都要在家门前的河汊道里种上一大片的莲藕。奶奶种的莲，花开得最艳。每天早晨，奶奶总要站在莲花旁边，一脸慈祥地看着在河里划船的父亲。

    父亲十八岁那年，从爷爷手中接过船桨，成了村里唯一的摆渡艄公。父亲除了摆渡，没事时，就按奶奶的吩咐，帮人们运这运那，特别是洪水来的时候。

    父亲说，那年的洪水，来得特别突然，也来得特别猛。半夜里父亲听到奶奶的喊声，忙跑出门去看，洪水已经冲进了街道。

    父亲惊呆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奶奶喊：“赶紧叫醒大家搬到山上去。”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奶奶就和父亲分头边喊边敲人家的门。

    洪水越来越大，奔腾着，蹿进了院里。

    父亲回来后，马上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山坡上搬东西。这时，奶奶忽然想起了生产队堆放在河边晒场上的稻谷还没收拾，那可是全村人的口粮啊！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粮食显得特别珍贵，奶奶忙叫父亲去找他的船，然后到晒场去运粮食，还要他边跑边喊人。

    父亲赶到晒场，把船靠过去，闻讯赶来的青壮年一下就围了过来。几千斤稻谷少量已经装袋，大多还堆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装袋的装袋，装船的装船，劲大的直接扛上麻袋往山坡上跑。洪水越来越大，父亲的心里挂念着奶奶，运完一船后，就直接把船划回了家里。

    这时，洪水已经淹没了柴楼。奶奶已被逼到了房顶上，看见父亲，忙问：“运完了吗？”父亲说：“还没！我想先把你送上山。”

    奶奶厉声对父亲说：“瞎胡闹，赶紧回去！运完了再来，我没事!”

    父亲望着奶奶，不敢吭声，只好又把船划了回去。

    晒场上的人们还在忙着，有人抱怨父亲咋现在才来，一袋袋稻谷装好，运到山坡前，卸下，背上山坡；返回，再装。洪水还在上涨，但平稳了些。

    马上就运完了，这是最后一船，看着那一麻袋一麻袋胀鼓鼓的稻谷，父亲开始动起了心思。那个年代，粮食是多么金贵啊！他看看左右没人，就把船停了下来，从船上找出一截绳子，把一袋稻谷拦腰捆好，绑在船舷外的挂钩上，麻袋浸在水中，只有一小节绳子露在外面，即使是白天，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何况这闹洪水的三更半夜呢？

    船靠岸了，人们很快就把稻谷搬完了，父亲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才想起了奶奶，赶紧划着船往家赶。但由于一边吊着稻谷，船倾斜得厉害，走得也很慢。

    父亲回到家，洪水即将浸过房顶，但奶奶还静静地坐在屋顶上，像安详的观音。父亲赶紧跳上房顶去扶奶奶上船，这时船一下子倾斜得几乎要翻了。

    奶奶愣住了，问父亲：“船咋了？下面挂着啥东西？”

    洪水还在上涨，父亲没时间跟奶奶解释，催促她赶紧上船，但奶奶似乎猜出了七八分，盯着父亲不放。父亲只好说出了实情。

    奶奶立刻急了：“你咋能这么干？我刚才还寻思，经了这场大水，后季的庄稼眼看没了指望，全村人就指着这点粮食活命呢，这要是谁动了歪心眼，偷偷地往自己家里背，那咱村非有饿死的不可。没想到我儿子就这么干！”

    父亲惭愧得低头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催奶奶上船。

    奶奶用严厉的口气说：“今天你不送回去，我就不走了！”

    说完，奶奶挣脱父亲的手，盘腿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屋顶上。

    父亲答应奶奶一定把粮食送回，要奶奶先上船，但生气的奶奶执意不肯：“你不送回粮食，我哪有脸见人？”父亲无奈，只好调转船头去送粮食。这时天已放亮，父亲回头看时，洪水顺着房檐流过，端坐的奶奶像一朵盛开在屋顶的圣洁的莲花。

    突然，轰隆一声，房架垮了，屋顶上的奶奶掉进了洪水里。父亲大喊一声，手忙脚乱地把船又划了回去。船边的稻谷浸了水，坠得船怎么也划不动。父亲赶到时，奶奶已不见了踪影。

    父亲哭喊着，不停地划，不停地寻找。

    洪水无情地涌动着，往下游狂奔而去……

    从此，奶奶那莲花般圣洁的形象，就一直开在了父亲的心里。

（有删改）

怀念一颗种子

刘兆林

    我怀念的这颗种子，是一个人，一个我年届六十才偶遇过一面的人。他姓费，我叫他老费。和老费匆匆一聚后的第三年，这颗种子，便落入了泥土。

    这个已归于故乡泥土的种子老费，享年76岁，大我一旬多，是与我没一点亲缘关系，之前也没有一点儿交往的农民。令我特别怀念的，正是他曾作为文学种子之一颗，无意间落入了我少年时的心田。而今，他仍是一颗文学种子，长埋于我们共同生长过的故乡，永远为那片巴掌大的土地延续文脉。

    在我青年时代，有另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这就是与我故乡紧紧相挨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萧红虽在我出生时就早已英年而逝，但她的名著《呼兰河传》，却成为不朽的种子，落在了我心里。萧红这颗文学种子，是在老费之后落入的，虽然她对我产生的影响比老费大，但老费在先。老费的先入之功，是萧红不能替代的。

    不管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反正他们都是种子，人若都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后人心田开花生果，那就不枉来人世一回了。尤其是老费，这颗土生土长的文学种子，不仅在我心里，还在不少乡亲心里发芽以至成活结果，的确让人怀念。

    我在故乡巴彦县西集中学读书时，知道了我们西集兴旺村有个会写诗的农民叫费忠元。在一个初中生眼里，本镇有个能在《巴彦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发表诗歌的人，那就是大名人了。我们这些孩子深受感染，很重视语文课。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又知道老费还和当时西集另一个名字不能见诸报刊的人是朋友，我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了。那个人叫李兆鸣，也是诗人，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且坐过牢。一个严冬，我在伯父家的果点铺里馋糖吃，店里忽然进来个卖糖葫芦的罗圈腿男人，那男人个子也矬，一条抿裆破棉裤配一件前襟油亮的破棉袄，一副日子最不济的农民形象，他是到伯父的小铺子来蹭暖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兆鸣。据说老费那时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右派”写的诗，只能以老费的名字发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更加佩服老费，他能与一个右派分子结为诗友，而且以己之名为其发表作品，并给予多方保护，足见其心地的善良。

    我见到老费，却是离开故乡40多年后的事了。那是我回故乡为“巴彦文学之星”颁奖，得以在同一酒桌上有过仓促碰杯的匆匆一见。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诗人已74岁，体弱多病，但激情仍沾酒便燃。他听说他曾影响过我，是我心中的一颗文学种子时，一口喝干了满杯家乡自产的白酒，布满皱纹的脸上闪出大片橘红的光泽。

    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客套话，我眼前浮现着当年老费往报社投稿的情形。从我和老费所在的西集到县城，有30多里。如果往市里省里或县里投稿，经镇上的邮箱投，要比经县上的邮箱投慢好几天。有年暑假开学，我和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徒步返校。到了县城，同学没先到学校，而是去邮局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进邮箱。同学说，老费告诉他，往报社投稿就得这样。又说，老费正给市报投诗稿呢。不久我真在《哈尔滨日报》副刊读到了老费的诗，是歌唱我们家乡那条少陵河的诗。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地想，老费把家乡的河唱到老远的地方去啦！老费就是在那一刻作为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的。此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少陵河西边，与我家乡紧紧相挨的呼兰，出过一个写过《呼兰河传》的女作家，叫萧红，她的作品曾受鲁迅先生的赞美，比老费还了不起。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老费这颗文学种子，让我心中落入了萧红这颗更饱满的文学种子。

    直到从学校参军离家远行，我并没见过老费。40年后偶然见到老费时，我不仅已无数次往报刊投过稿，还能回故乡为一大群优秀的投稿者颁奖了，这怎能不让我感激老费？所以我也一口干了满杯家乡白酒。

    如今，老费已在家乡的黑土下闭上了眼睛，但他敬我酒时带有哮鸣音的深重喘息声，却在我耳边愈加清晰，像在告诫我，也该成为一颗种子，叶落归根时，落入故乡的泥土。

    安息吧，我心田的一颗种子，老费，愿你年年在瑞雪覆盖的冻土下安眠，年年在长风抚摸的暖泥下苏醒，年年在生机勃勃的热土上开花，年年在五谷飘香的巴彦苏苏（巴彦古时称巴彦苏苏，满语意为富庶的原野）继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