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星空”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打造的“星声”直播平台，围绕学生，服务学生，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建议征集各期主题。“直播平台主播是从各学院挑选出的10名辅导员，邀请学校知名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进行话题讨论，现场解答学生们的疑惑，拉近师生距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星空”网络文化工作室负责人说道。

    “有幸参与了辅导员网络直播这种全新的方式，尝试着一种全新的手段与同学们交流和互动。高校辅导员要心怀真爱、付出真心，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工作，思政教育才能符合青年大学生的“口味！，”参与直播的辅导员程抗说道。

    辅导员通过直播我们答疑解惑，形式新颖，很有吸引力，接地气，拉近我们和辅导员之间的距离。”来自物信院的刘琪玮说。

（摘编自陈丽蓉《辅导员网络直播搭建师生成长桥梁》）

材料二：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注：Q3即第三季度）

材料三：

    目前，网络直播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不良趋势：内容越奇葩，关注度就越高，由此刺激各路主播冥思苦想、损招尽出。有的网络主播为了吸引粉丝费尽心思，甚至不择手段。还有少数平台为了快速发展，传播低俗信息，屡屡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有媒体报道，15岁的小王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和礼物，相约小伙伴一同直播翻越铁路护网。此种行为触犯了法律，不仅将自身置于危险之地，更对行车安全和旅客安全造成隐患。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

（摘编自王成成《清除网络直播“恶趣味”》）

材料四：

    继闪亮登场“一带一路”文艺晚会之后，国家一级演员、北方昆曲刷院邵天帅，梅派传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白金在5月16日开了一场网络直播。接近两个小时的直播中，邵天帅和白金两位年轻艺术家分别表演了《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等经典昆曲、京剧曲目，也为网友普及了关于戏曲妆容、服饰等基础知识，展示了“唱念做打”戏曲基本功。略显小众的国粹艺术，遇上热门的网络直播，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一位观看了这场直播的网友说：“网络直播看《牡丹亭》，感觉杜丽娘突然从CD、从电视上走出来了，面对面跟我聊天，我发的弹幕她也能看到，非常奇特的感受。”而作为参与网络直播的艺术家邵天师则表示：“有网友刚才在直播中说：第一次听到昆曲，原来如此惊艳。这让我很欣慰，网络能让完全没有接触过昆曲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昆曲。”

（摘编自周慧虹《以清新之风荡涤网络直播浊流》）

材料一：

中小学生“是否在培训班学习过”调查情况         家长对孩子参加课外辅导支出意愿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二：

    今年“两会”，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显示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据3月10日《吉林日报》报道，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代表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发挥补充学校教育、丰富教育类型、促进个性成长的功能，成为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笔，以解决教育发展中不充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监督”。

    日前，某机构负责人称，要将内容研发作为重中之重，以“能力”“素养”为目标，坚决避免超纲和超前，并表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精准辅导，通过科技和互联网降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本，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科技减负”的愿景虽然很动听，但是，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也需要继续观察。

（摘自2018年3月10日《新京报》）

材料三：

    学生减负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成为一个热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陈宝生说，为学生“减负”要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考试评价方式、老师教学、家长和社会多方面进行。

    他指出，要加强学校科学管理，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改变、完善考试评价方式和学业考试办法，不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炒作高考状元；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引导学生参加培训班；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些年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陈宝生说，“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摘自2018年3月17日《新京报》）

材料四：

    在“校内减负”初见成效的当下，校外培训机构却裹挟家长和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行动是全面治理的开端，下一步将进一步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招生的联系，研究制订促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意见，缓解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

（摘自2018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国家之一。”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幕后》）

材料二：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赶”，90年代的“提高和创新”，我国桥梁建设迎来了21世纪的“超越”阶段。中国桥梁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伴，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胶州湾大桥，获得国际桥梁组织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为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大跨径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之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著名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材料三：

图表1：2011—2017年我国公路桥梁里程增长（单位：单位米，%）

图表2：2014年公路桥梁调查表

材料四：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全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美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与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材料一：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如何加快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全球传统媒体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讲话提出，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融媒体中心建设，是破解传统媒体内部运行机制创新难题的龙头工程，直接决定媒体融合程度。从2015年两会报道开始，人民日报开始尝试“中央厨房”工作机制，打通全社采编资源，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传播”，形成“移动端讲快、PC端讲全、报纸讲深”的既融合又错位的发展格局，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融合产品。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相继成立全媒体或融媒体工作机构，努力使“中央厨房”运行常态化，带动采编资源整合与体制机制创新。地方各级媒体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以及各地广播电视台，都围绕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多层次推进的“融合发展方阵”。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数字技术与不同媒体融合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融合成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运用到全媒体采编平台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这些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技术也为融合发展的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融合发展的效果如何，包括内容传播效果和项目建设效果是否达到了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都要进行准确的反馈与评估。应以传播效果评估为重要环节，倒逼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尽管同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前列、处于“第一方阵”，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更胜一筹，但在内容生产上还要进一步努力。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主，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内容是满足受众需求的“第一指标”’技术与渠道都是为了方便内容到达受众。

（摘编自崔士鑫《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人民日报》2017年2月19日）

材料二：

    4月2日，人民网研究院发布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报告对全国296份中央、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主要报纸、301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37家拥有上星卫视的电视台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分析2017年媒体融合传播的总体水平和特点。

表1：报纸、广播频率、电视融合/网络传播力TOP10

表2：传统媒体渠道拓展情况

（摘编自人民网研究院《2017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

材料三：

    日前，《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7—2018）》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蓝皮书指出，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媒体改革的必经之路。虽说新兴媒体依靠互联网和移动新载体而生，依靠先进的传播技术具有信息海量化、传播立体化、传播高效化等先天优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信息同质化、内容低俗化等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媒体在信息加工处理上具有专业优势，多年积累的媒体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更是不容忽视，传统媒体在数字化环境下依然拥有自己的情怀和梦想。从融合演化路径来讲，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过程，而是全面的深入“相融”过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既不是“弱弱联合”，也未必是“强强相加”，而是优势互补，强弱结合，最终形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局面。

    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打造一个新型的适应受众、用户需求的信息传播平台的过程，也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发现经济新增长点的过程，更是创造内容与载体相互助益的媒体新生态的过程。2016年以来，报纸杂志停刊的消息密集发布，这是纸媒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痛点”，给行业内从业者带来紧张和压力的同时，部分纸媒的停刊也给其他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启示：传统媒体通过资源整合，以转移或者搭建传播平台的形式开拓融合道路，继续进行新闻内容生产，或许可以成为一条发展的新思路。

（摘编自“中国皮书网”，2018年2月11日）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摘编自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脱贫目标的实现也只是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与生计问题，只有接下来生活质量的改善才意味着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为此，需要在农村加大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养老院以及娱乐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某种程度而言，只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应的水平达到均等化，才意味着乡村振兴目标的真正实现，而更具现实的意义是，如同基础设施带给农民的职业赋能一样，公共服务设施也能为脱贫农户创造必要的工作岗位以及稳定的收入来源。

（摘编自张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国际金融报》2021年03月01日）

材料三：

研发远低于市场价的温室物联网装置、培育葡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田间课堂”帮农民育种培菌……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改平委员说，近年来，学校发挥学科优势，面向河南省53个贫困县，开展“百名教授千名学生服务万村”工程，以“定点扶贫+结对帮扶+科技扶贫”的方式，每年安排学校上千支万余人的师生队伍下沉基层，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

“将田野作为践行‘厚生丰民’办学理念的大课堂，将服务‘三农’作为师生的必修课，将实践作为检验师生真本事的‘试金石’。”张改平委员认为，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河南农业大学为200多个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解决技术难题，与30多家企业开展示范平台共建。此外，还在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改革和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乡村基层干部和涉农人员开展成人学历提升教育。

（摘编自白雪蕾《“决不能把小麦种在黑板上”》，《光明日报》2021年03月06日）

材料四：

坚决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全面提升和重点突出相协调、当前工作和长远发展相贯通，全面实施“四大提升行动”。要聚焦产业、就业、社会融入这“三件事情”，大力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围绕中央明确提出到2025年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农民平均水平、自治区党委提出到2025年全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这“两个高于”，大力实施城乡居民收入提升行动，让广大农民特别是脱贫群众手上有钱花、卡里有存款；要抓住农村地区共享优质资源、脱贫地区控辍保学提质这“两个重点”，大力实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让脱贫地区和农村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要防范重大疾病这“一个风险”，大力实施全民健康水平提升行动，让农民实现身体健康、生活宽裕的全面小康。

（摘编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宁夏日报》202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