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照相片无往而美。何以故？以其只摄取了自然的表面，而不能表现自然底面的精神故。艺术家的图画、雕刻却又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能从艺术家自心的精神，以表现自然的精神，使艺术的创作，如自然的创作故。

    “自然”是美的，这是事实。自然的美终不是一切艺术所能完全达到的。你看空中的光、色，那花草的动，云水的波澜，有什么艺术家能够完全表现得出？所以自然始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本。艺术最后的目的，不外乎将这种瞬息变化，起灭无常的“自然美的印象”，借着图画、雕刻的作用，扣留下来，使它普遍化、永久化。什么叫做普遍化、永久化？这就是说一幅自然美的好景往往在深山丛林中，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并且瞬息变动、起灭无常，不是人时时能享受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艺术的功用就是将他描摹下来，使人人可以普遍地、时时地享受。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此，而美的真泉仍在自然。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首尾不同，而其结局同为一极真、极美、极善的灵魂和肉体的协调，心物一致的艺术品。

    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了。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所以罗丹的雕刻无所选择，有奇丑的嫫母，有愁惨的人生，有笑、有哭、有至高纯洁的理想，有人类根性中的兽欲。他眼中所看的无不是美，他雕刻出了，果然是美。

    他说：“艺术家只要写出他所看见的就是了，不必多求。”这话含有至理。我们要晓得艺术家眼光中所看见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不同。他的眼光要深刻些，要精密些。他看见的不止是自然人生的表面，乃是自然人生的核心。他感觉自然和人生的现象是含有意义的，是有表示的。你看一个人的面目，他的表示何其多。他表示了年龄、经验、嗜好、品行、性质，以及当时的情感思想。一言蔽之，一个人的面目中，藏蕴着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这种人生界和自然界精神方面的表现，非艺术家深刻的眼光，不能看得十分真切。但艺术家不单是能看出人类和动物界处处有精神的表示。他看了一枝花、一块石、一湾泉水，都是在那里表现一段诗魂。能将这种灵肉一致的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描写出来，自然是生意跃动，神采奕奕、仿佛如“自然”之真了。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我国北宋时，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人们对“钱”的追求，促进了全球交往。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不仅繁殖了各行各业的商人，而且还呼唤着以“钱”为商业对象的商人——“钱商”，私人金融活动应运而生。这些私人金融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钱”的商业利润实在太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私人金融活动继续发展，逐渐演变成前现代形式的银行。

    现在，钱的符号化电子化，让银行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步伐加快，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又一次走到了前头。 金融电子化、货币符号化，是顺着使“钱”尽可能方便的逻辑往前走，但是“钱”方便到可以看不见的地步，越来越多看不见的“钱”在我们身边如洪水般高速流动，终于出现了一种比自然界灾害更为可怕的灾害——“钱灾”，如人们闻之色变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人们以“钱”炒“钱”，“钱”越炒越热，终于升腾为“泡沫”。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大肆购买某国的货币，然后，急剧抛出，足以使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索罗斯们就是这样，在制造泡沫和破灭之间逞能。许多年前长春“疯狂的君子兰”，就是古老形态泡沫经济的本土例子，在城市职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时候，一株君子兰却居然可以炒至十几万元的价位。钱啊钱，认它贵，它就贵，不贵也贵，一旦泡沫破灭，认它不贵，它就不贵，本来不贵。

    经济发展怎样才有后劲？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内市场的容量，一个大国，只有当人民购买力得到普遍提高、市场整合得好的时候，国内市场才会显示容量优势。而且一旦形成优势，将长期发挥作用。靠这种“国家增长能力”的依托，钱，才真正成为有源活水。

    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固然曾经推动并且继续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需要必要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历史和现实都让我们看到，对钱和财富的追求也带来了以权谋私等许多丑恶的东西。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兽皮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符号，“钱”走完了一千年的历程。后一个千年，“钱”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钱”真正看不见，人类社会最终进化到不需要“钱”的阶段，货币最终消失。在此之前，人类如何在尽享“钱”好处的同时，能有效避免“钱灾”洪水来袭，将是后一个千年一开始就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王则柯《钱》）

文体兴衰叹

    许多人会费解，为什么今天的长篇小说热度远胜于短篇？浮躁的时代不是更应该把文章写短吗，不是更符合“文化快餐”这个说辞吗？还有，为什么诗人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整体上不及小说家？这些都值得对文学文体的流变进行思考。

    文体的流变显然是有线索可循的——思想的复杂、感情的丰富，迫使文体不断被突破。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的诗歌流变，从《诗经》的四言到汉诗五言，再到唐朝的七言为多，直至宋词的出现，文体流变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元代戏曲、明清小说，从外部进一步证明文体的“扩容”势不可当，而与此同时，绝句、律诗则逐渐退化到“闲笔”的境地。这说明了文体的流变和人类文明发展，和人们表达感情的丰沛程度是同时进步的。

    然而，一种文体的兴衰，受文人的追捧或淡化，被读者热衷或冷落，涉及更多因素，外部环境力量甚至更直接地影响、左右、决定着这种起落。社会需求迫使文化人必须去适应、去追随，这是跟写作的功利性密切相关的，潜藏着“务实”的、“非文学”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中短篇小说掀起热潮，很多小说家都热衷于此，那是个观念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的年代，中短篇表达思想、传递观念更迅速、更直接。长篇小说之类的“黄钟大吕”“扛鼎之作”何时能出现，成了很多文学人的担忧。时间过了不到30年，世情大变，长篇小说已经不再是需要呼吁的文体，它在各方面的待遇都远远超过了中短篇。长篇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作家在长期的中短篇创作积淀后的尝试，而成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处女作。人们又开始担忧，最能体现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中短篇为什么寥落了？这显然和市场、发行量、改编机会有关。一部作品靠作者知名度销售，远不及靠题材、靠书名更能抓人眼球。市场这个冷冰冰的东西已经推动起一股热潮，裹挟着文体的兴衰。

    近日重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找到了更为久远的证据——文体的兴衰想来是一个很不文学的问题。谈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兴盛，鲁迅认为，这其实与那时的“社会需求”，说彻底了是与士子、文人、“知识青年”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唐时，举子们进京赶考，需要将自己写的诗抄成卷子，拜名人鉴定，如果能得到“文化名人”的赞赏，则“声价十倍”，及第希望大增。但开元年后，诗歌被人厌倦，是名人们也看烦了吧，诗歌不招人待见，有人就抄小说呈上，结果反而暴得名声，于是鲁迅说：“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今天是市场，唐时是及第，它们都关乎生存和现实前程，对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文学的健康发展并非靠作家、评论家呼吁就能实现。

    文体流变有规律，其推手却很复杂，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动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关系。然而面对许多难以左右的因素，总免不了一声叹息。但愿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依然能够循着自己的方向前行。（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手机文学

    手机文学还只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手机文学首先是手机短信，它必然要受到信息容量的限制。一般来说，一条短信的内容被限定在70个字（包括标点）以内，这就要求手机文学具备内容精短、富于艺术张力的特点。

    手机文学的创作要精心选择艺术视角，不能有“云山雾水”之感，而要有“寸铁杀人”之功。手机文学的艺术视角最忌寻常化、模式化，循规蹈矩的创作思路是难以适应这种文学机制的。手机文学的语言必须精彩，具有视觉爆发力。这就如同演话剧一般，要求每句话都有挠到痒处或刺到痛处的艺术效果。语言的精彩体现在形式上，往往是讲究音韵协调、句式齐整之美，凸现优美凝练的视觉表层效果，此外，戏谑、悖论、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艺术表达的内在张力，使得精短的语言如同利刃一般瞬时间穿透读者的心灵空间，刺激读者的心理空白。其实，手机文学的艺术张力，既体现在“变化的文本”自身体制与功能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平衡之中，也体现在受众的原初心理与阅读期待心理之间冲突达成的平衡之中。这二者的张力结构之间又形成了互为引发、互为促进的互动效果。也正是在这种双重的艺术张力的影响下，才满足了市场经济语境之下渐趋浮躁的阅读需求。

    手机文学不是文学的大餐，而是文学的点心。点心虽小，却别有风味。手机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承载多厚的社会内容，获得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只要取得“开心一笑”、“快意一笑”、“会心一笑”的艺术效果，或者说就是要达到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效果，就“心满意足”了。

    手机文学，说到底是技术消费时代对文学产生冲撞的结果，也是文学嫁接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结果。走产业化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手机文学的初衷。“无边信息萧萧下，不尽财源滚滚来”。下载、发送成为事关手机文学命运的两件大事。就传统文学来说，手机文学在技术时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下，难以避免要犯下“两宗罪”，也就是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

    在产业化境遇之中的手机文学，体现了鲜明的商品性。显然，手机文学作为传统文学视界的话语空间，还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它游离于商品与文学之间。更确切地说，手机文学有着“双重身份”，商品性是其隐性的因素，也是本质的东西，而文学性则是其显性的因素，是表象的东西。手机文学要获得较大的受众群，必须掀起一定的从众消费浪潮，而媚俗求利则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而过分的媚俗求利的做法，会使手机文学的艺术个性、审美品格也会随之丧失殆尽。

    手机文学在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双重影响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变了质”的手机文学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因而，不能不说，手机文学悄然兴起的背后也隐含着文化的缺失与忧虑。

（节选自《文汇报》）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