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独为神州惜大儒

潘剑冰

    陈寅恪，相信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惊叹他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其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陈寅恪的记忆力，经过口口相传，难免带上一点传奇色彩，有人说他会背唐诗十万首，又有人说他会背《十三经》。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陈寅恪堪称神人了。

    与陈寅恪的记忆力配套的，则是他的学问。陈寅恪的学问不仅让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其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学问，光语言一项就足以让人震惊。其弟子季羡林在研究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学习笔记本时，发现其中“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季羡林只能以“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

    陈寅恪的学识不仅名震国内，甚至扬威国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现象。

    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了三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加以研究，竟无人能解读。陈寅恪翻译解释之后，各国学者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疑难之处，写信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救，对方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白鸟转向陈氏，果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白鸟库吉感叹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至死不解。

    令人惊异的是，陈寅恪在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一流名校都转了一圈，且成就斐然，人人折服。然而最终他不仅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就连学士学位都没有。陈寅恪曾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侄子陈封雄解释道：“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胡适前后在国外共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很多人对此津津乐道。不过在陈寅恪这样的“反面教材”面前，胡适那一大堆点缀脸面的博士学位似乎显得有点尴尬。

    陈寅恪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刚开始还有学生对此不信，后来大家发现陈寅恪确实做到了。

    陈寅恪的这种教学境界，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辛勤劳动。很多学生都想当然地认为以陈寅恪的水平根本无须备课，其中包括季羡林。但当季羡林看到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一些信后，他就知道自己误解了陈寅恪，在信中陈寅恪屡屡提到自己备课的艰辛，如“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在他人，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类似的话在陈寅恪书信中还有很多。

    陈寅恪自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后来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当时，陈寅恪是清华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要在两个系同时开课。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寅恪说：“您现在的身体还是比较弱的，少开一门课吧。”陈寅恪答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新中国成立前夕，货币急剧贬值，即使陈寅恪这样的大教授也难以为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知道后，想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拒不接受，但又迫于一家几口的生计，最后决定用自己的藏书来换胡适的美元，只象征性地收了2000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蒋介石历来对一流的文人特别重视，历史大家、创立“食货”学派的陶希圣就被他网罗帐下，当了他的枪手撰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想找人写一本“太宗传”，他知道陈寅恪是中国治隋唐史的泰山北斗，派人拿着重金上了陈家，但是陈寅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拉开了序幕。陈寅恪未能幸免于这场政治斗争。他的家中几次受到冲击，财物被红卫兵们洗劫一空。造反派为了折磨陈寅恪，以验证他惊人的记忆力为名，强迫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差错便用铜头皮带和棍棒加以毒打。此时陈寅恪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

    1969年10月7日清晨5时许，因心力衰竭，陈寅恪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撒手人寰。

    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史学大师就这样离去了。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好友王国维写的铭文。很多人认为名为纪念王国维，实则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或许，学术上的陈寅恪可以被超越，但是，精神上的陈寅恪很难被超越。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的开头提到了士人的最高境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②陈寅恪在“文革”受难的时候，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铭文的纪念碑被推倒扔进清华校河，无意中竟躲过了一劫。

鲜花岭的星星

余同友

    2016年初夏的一天，我到有“将军县”之称的皖西金寨县组织一篇稿件。因为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编曾提前半年约请了省内外好几位有名气的作家创作有关金寨县红色题材的作品，但她看了后均不满意。于是让我直接到金寨县，看看当地作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作品。

    我在金寨县城宾馆待了三天，翻看事先联系好的本土作家送来的作品，没有发现一篇符合主编大人要求的，索性给自己放一天假，到乡下四处走走。

    一个多小时后，城乡公交到了终点站鲜花岭。同行的一位画家在一幢旧房子前支起了画架，开始画画，我凑到他身后一看，画架上却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画面了，画的应该是夜间的景象：岭上有一角房子，房檐上挂着一只灯泡，灯泡泛着微黄的光芒，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站在夜空下看着前方，前方的山道上，隐约可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戴着头灯，自行车旁跑着一只土狗。山、人、道路等，都画得简约而模糊，反而是夜空上的星星却画得灿烂、清晰。

    老先生，您这是画什么呢？我忍不住问。

    他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幅画从一九九六年画起，我画了二十年了，我每年都要来画一次，可是我总觉得还没有画好，没有画出我想要画的全部内容。

    他说着，从拎包里又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打开来，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这样吧，你看看我写的这些，你就明白我要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了。

    那声音好像是骤然响起来的，愣了好一会儿，李大刚才明白那声音是从床头的电话机里发出的。沈阳林在电话里急切地说，老李，不好了，黑鼻头怕是难产，小牛硬是不肯从它肚子里出来。

    他穿戴好，背上药箱，推出自行车，抬头看看夜空，天上繁星点点。他整了整头上的矿灯，在眼前打开一条明亮的道路。土狗花子立即箭一样冲了出去。

    沈阳林住在岭下，从岭上到岭下有十里的样子。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时，他们在江边小镇被整编到一个连队。半夜里突然下起了雪，冷气钻进单薄的棉衣，冻得人直哆嗦，而他们就是要趁这样的夜晚强渡，漆黑的大江对岸，有数倍于他们的敌方兵力在围堵。沈阳林指指头顶对他说，对老天发誓，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到鲜花岭，那我们就待在那里，一起待到老。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李大刚握住了他的手，冷冷的风雪中，他感觉到了对方手心里的热气。

    当年，从金寨转战川陕，长征后，又接着是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俩人都被安排在天津市。两个人一起跑到老领导面前哭闹，就是要回家。他们回到了安徽，从省城，六安地区行署，一路降格降到了县城、镇里，他们始终不愿意，硬是闹着，回到了鲜花岭，胜利争取到了做自己以前的老本行，一个还是当兽医，一个还是当牛司令。

    沈阳林的耳朵还很灵敏，听到花子的叫声，他已经在门口迎接李大刚了。你慢点，他对李大刚喊，那里有个小土坎。李大刚说，知道了，黑鼻头呢？还在牛栏里吗？

    在呢，还是没有出来！

    李大刚蹲下身子，拉起黑鼻头的牛鼻栓，示意沈阳林扶着黑鼻头的后腿，努力让它站立起来。他拼命地拉着黑鼻头，像拉着一艘沉重的搁浅的船。

    他的手深入黑鼻头的骨盆腔，试着将小牛犊向后推，过了快二十分钟，小牛犊才被推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李大刚擦擦满头的大汗，又让沈阳林给他点了一支烟，等到一支烟吸完了，他指指布绳说，好了，先把腿拉出来。

    ……终于，小牛犊的头部露出来了。腰也露出来了。哗，牛犊整个拖出来了。

    沈阳林想站起来。可是，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腿肚里好像被抽空了，支撑不起他的身体了，他不禁哼哼起来。

    站不起来了吧。李大刚说着，托着沈阳林的大腿帮着他，他听到沈阳林的膝盖发出喀喀声。沈阳林站起来了，又反过来伸手拉他，他听见自己的关节也咯吱直响，像转动不灵的门轴。

    星星散落在头顶，其中，启明星亮得最为耀眼。当年，他们都是哨兵，看得最多的就是头顶的星星，各种季节的星星，各个地方的星星，还是鲜花岭的星星最好看。

    他见我看完了，便微笑着向我点点头。

    我有些明白了，我说，您要画的是那样一个夜晚，在星空下面，两个老人的故事。

    两个回乡的老红军。他说。

    老画家对着远处轻声说，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远山听的：李大刚就是我父亲，他回去后，可能因为太劳累了，第二天就悄然离世了。父亲走了，沈叔叔也走了，只留了这幢房子，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可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新鲜的感受，我要把这些新鲜的感受再添加到我的画里去。

    我正准备说什么，手机响了，是总编打过来的。怎么样了？她问。

    找到了，我大声说，主编，我确定我找到了！

毛毛熊

周海亮

    男人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呆滞的目光瞅着脚边一个鼓囊囊的旅行包。他在等待一天中惟一的一班过路车。其实男人十天前就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但当妻子要求他和她一起回去时，他说，让我再静静呆几天吧。

    老人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没有察觉。他看到他们时，老人正领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站在他面前。看得出老人很累，流着汗，弯着腰，握拳轻轻捶着自己的大腿。他向旁边挪了挪，指着腾出来的空位。“您坐。”他说。

    老人朝他笑笑，坐下。她把男孩放到自己腿上，眼睛看着窗外。

    “奶奶……”“嗯。”“妈妈是不是不要咱们了？”“嗯。”“她为什么不要咱们了？”“她做的对。你不懂……”“我不懂，你快告诉我。”“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奶奶……”“嗯。”“爸爸呢？”“爸爸走了。”“我知道他走了。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他？”“不。我们要去亲戚家。”“以前的家呢？”“我们不再回去了。”“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爸爸？”“因为爸爸走了。”“我知道他走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他？”“你不懂……”“我不懂，你快告诉我。”“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奶奶……”“嗯。”“我什么时候长大？”“很快。”“我想妈妈。”“嗯。”“我更想爸爸。他说要给我买一只毛毛熊。”“嗯。”“我想看爸爸的照片。”“等到了亲戚家再看。”“不，我现在要看。”“你怎么不听话？”“我就想看看爸爸的照片……”“信不信我揍你？”“好。我先看。看完了，你再揍我。”

    男人静静地听着一老一小的对话。本来他不想插话，但男孩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心酸。他把身子斜了斜，朝向老人，“就给他看看吧！”他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么想他爸爸。”

    老人叹口气，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又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到男孩面前。“快点看！”老人的眼睛环顾四周，样子有些紧张。

    男人愣住了。他死死地盯着照片上的男人，直到老人把照片重新装进信封。

    “他是不是，叫高畋？”男人问。

    “是的。”老人不安地说。她飞快把脸转向另一侧，盯着窗台上的一盆云竹。

    “您告诉我，”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抖开，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问她：“这是他吗？”男人的胸膛开始剧烈地起伏，仿佛有人在里面拉一个巨大的风箱。

    “是的。”老人看了他一眼，再一次飞快地把脸转向那盆云竹。

    男人盯着老人，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的胸膛有节奏地起伏，却挤出不均匀的呼吸。男人站起来，又坐下，他重新把报纸抖开，盯着上面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

    ……一个月前的一天，这个叫高畋的男人闯进了镇上的储蓄所。他带着一把刀子，身上绑满了炸药。他没有抢到钱，却被很多警察追赶。男人慌乱之中跑向附近的一座小山，并躲进半山腰一个废弃的有着两间屋子的看林房。荷枪实弹的警察很快将他包围，男人看逃走无望，就引爆了身上的炸药。

    恐惧并绝望的男人并没有发现，在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屋子里，正躲着一群瑟瑟发抖的人。那是八个来这里旅游的小学生和一位青年老师，那天他们来爬这座山，累了，进到看林房休息。然后他们听到有人闯进另一间屋子。再然后，房子被炸上了天。

    八个小学生，当场炸死两个。十几天后，在医院里，又死了一个。据幸存的青年教师回忆，那个男人并没有发现他们……

    男人朝老人张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男孩再一次缠起老人，“我还想看爸爸的照片。”他说。

    老人终于火了。“信不信我揍你？”她在男孩的屁股上重重打了一巴掌。

    男孩大哭起来，“我要看爸爸！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爸爸？”“跟你说过爸爸走了！”“我知道他走了，他去哪了？”“信不信我再打你一巴掌？”“你打！你打！爸爸说过要给我买一只毛毛熊的！他不会扔下我走的！”“你想知道爸爸是怎么走的吗？你想知道是不是？”老人的眼泪终于淌下来，“好！我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男人急急地阻止老人。他低下身子，看着男孩，“爸爸刚才还在，和我在一起。不过你来之前，他坐上汽车走了。他得赶着去挣钱，给你买更多玩具。过些日子，他还会回来找你。毛毛熊他给你买了，让我捎给你。”男人打开那个鼓囊囊的旅行包，从里面拿出一只很大的毛毛熊，递给男孩。“你看，是不是？”

    毕竟是小孩子。男孩看到毛毛熊，就乐了：“我就知道奶奶在骗我！我就知道爸爸不会忘了我！”

    老人不安起来。“这个，值很多钱吧？”她指着毛毛熊问。

    “没事。我买给孩子的。他早想要一只毛毛熊，一直没给他买。后来他……病了，就给他买了一只，让他日夜抱着。想不到医生没能……把他救活。现在他不需要了……”男人强忍着泪，泪却还是滴下来。

    老人重重地叹口气。“什么病？”她问。

    一辆汽车在候车室门口停下来，正是男人等的那一班。男人站起来，拿起瘪瘪的旅行包，朝门口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转过头，对老人说：

    “他没得病。假期来旅游，死在这儿了。是被炸死的。在半山腰的守林房。”

（选自《帘卷西风》，有删改）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