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荷叶

韩开春

    ①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时节，顺着黄山的皱褶一路前行，层林尽染，草黄枫红，间杂粉墙黛瓦，古徽州果然气派非凡。到了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泓碧水，一条小道笔直穿过湖心，上面有座弯月般的石砌小桥名叫画桥。据说，当年李安在此拍摄《卧虎藏龙》，男主人公李慕白就是从这座小桥上牵着他的白马走过的。

    ②但是，我的目光却被湖中那一大片枯萎的残荷吸引，脑海中瞬间浮现的竟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反对贾宝玉拔出荷叶的理由：“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林妹妹那双对着残荷发痴的忧郁的眼睛。在那一刻，我居然有了长留宏村的想法，要是能有机缘在湖边的书院住下，在有雨的夜晚，或是撑着一把油纸伞，顺着石砌的湖堤漫行，或是隔着石雕的窗棂，卧听雨打残荷，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③其实，我有许多亲耳聆听雨打残荷的机会。我读初中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后面就有一大片荷塘，每年莲藕起出之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它，任由满塘的荷叶自生自灭。然而我终究只是个俗人，比不得林妹妹那样冰雪聪明，所以听雨打残荷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未听出过什么诗意。

    ④与枯萎破败的残荷相比，我更加喜欢夏日的新荷，光鲜洁净，绿意盎然，看上去就很赏心悦目，勃发着无穷的生机。中午或是傍晚，会有一些或红或绿的蜻蜓、豆娘前来参观，它们或许是被这荷塘满目的绿迷住了，绕着圈不停地飞，迟迟不肯离去，飞累了，就在新冒出的小荷尖上歇歇脚；身上穿着黑黄条纹套衫的小青蛙，也从水里冒出头来，双腿一蹬，用它那著名的蛙跳，一下子便跃上了荷叶的表面，随之溅起的一串水滴，滴溜溜地汇聚到荷叶的中心，凝成一颗又圆又亮的大水珠，映着太阳的光辉，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们或许是把这一张荷叶当成了运动场，鼓着大腮帮咕呱咕呱不停地叫，呼朋引类；还有一些黑脊背的鱼，在荷叶撑起的大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举起大尾巴，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劲一击，发出“泼剌剌”的一声响，溅起一朵大水花，旋即便一头扎进水底，再也不见了。

    ⑤这样的季节，最快乐的自然还是孩子，从第一朵荷花在水面上升起、绽开它美丽的笑脸时起，就会不断有孩子顺着塘埂悄悄滑下水去，学着在水面上那群嬉戏的鸭仔的样子，把鼻子一捏，头往下一低，便潜入水底，浮上来的时候，手里总会多出一截细嫩甜香的花香藕，临了上岸，还不会忘记摘一片荷叶顶在头顶。有时候也玩打水仗游戏，学着电影里白洋淀民兵打鬼子的模样，顶着一片荷叶，手里端根树枝，一只眼闭着，煞有介事地一瞄，手指一勾，嘴里同时还要发出“叭”的一声伴音。

    ⑥少年的记忆，除了玩耍，大多数还是和味蕾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荷叶，也是如此。说到吃，必须提一下荷叶粥，这是我母亲夏天常做的，把新鲜的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点冰糖，和粳米一同煮，做出来的粥青白相间，颜色好看，味道也好，清香扑鼻，有清热解暑之功效。荷叶还可以包裹食物。我祖父有个习惯，赶集的时候带上一张荷叶，或干或鲜，随季节改变而有所不同，回来的时候，总会变戏法般从怀里掏出一只荷叶包来，里面包着的有时是几片卤猪头肉，有时是两根油条。他用筷子夹起肉丢进我的嘴里，果然是跟往常吃到的不同，肉香中夹杂着荷叶的清香。长大后读明清小说，见到许多关于市井场景的描写，才知道，原来这用荷叶包熟食的举动，并不是我祖父的首创。

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天青釉葵花洗

郭建国

    赵泊慌乱地收拾着瓷器，上品一一装箱入窖，只留一般的摆在柜面上。

    日本兵在县城闹得凶，光临古董店者寥寥。赵泊三代经营古董，常有京津藏家来访。在古董收藏圈里，赵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眼一扫古董，便知真假；另一个是，嘴一沾酒，不醉不休。收藏圈子曾疯传一件事，说赵泊古董店的镇店之宝是一件宋瓷，到底是盘子是碗，谁都没见，也说不清。赵泊更是守口如瓶，即使醉如烂泥，也不吐半个字。赵泊也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爱吹牛，本来是生意人自夸养成的习惯，时间久了，倒成了一大缺陷。

    日本兵和二鬼子到古董店闲逛，赵泊边应承边想：你们愿意抢就抢，反正摆着的也没几个值钱的玩意儿。鬼子们似懂非懂，叽里呱啦，转一圈儿就走。一天，来了位穿长衫、戴礼帽、文质彬彬的客人，操着南方口音和赵泊攀谈，说自己手上有宋瓷，问赵泊是否收购。赵泊眼前一亮，便沏茶请他落座：“这位先生，能不能把玩意儿拿出来欣赏欣赏？”客人说：“因为贵重，没带在身上，几日后再来。”说着，屁股没沾板凳，告辞了。赵泊听到“宋瓷”二字就如遇到西施、貂蝉一般，焦急地等待着。一有空闲，他就独自在暗窖里欣赏镇店之宝，那雨过天青色、蟹爪冰裂纹，摸着，就如喝了高粱烧，醉倒在美妙的幻觉中。

    那位客人果然又来了，打开一个木盒，是一只天青釉葵花洗！赵泊惊讶之后，一眼便看出是赝品。可是客人并不认为是赝品。和赵泊论起道来。客人自称姓王，南京人，家人全死在大屠杀中了，一人漂泊至此。赵泊听过无数买卖行的虚段子，对他来由何方不感兴趣，倒是对王先生从景德镇的表白瓷讲到龙泉窑的“梅子青”，从钧窑色釉的“行云流水”，讲到汝窑的“雨过天晴云破处”，渐渐入迷。赵泊心想，这是何方高人？于是，赵泊连赞：“行家！行家！”招呼老婆做饭，招待客人。

    席间，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王先生见赵泊酒兴正浓，突然问：“听说赵老板有一镇店之宝？”赵泊一听，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故意装作稍有醉态：“没有的事儿。做买卖谁不闹点儿玄虚、装点儿门面呀？”又问：“你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这事？”王先生马上解释说：“你赵老板那是远近闻名啊！我祖上一直为官，原来家里有很多藏品，我对宋瓷颇感兴趣。”赵泊说，“难怪先生讲起宋瓷来如数家珍，佩服佩服！”夜深人静，赵泊喝得烂醉。

    过了一阵子，王先生领着一群人，来到古董店。赵泊认识，都是古洼城内有名气的藏家。赵泊把他们让到里间，喝茶聊天，王先生又拿出了他的天青釉葵花洗，说：“赵老板，今天我把古洼县城的名家都请来了，让大家一起鉴定一下，我这物件是不是赝品。”众人纷纷细瞧，都啧喷称赞是真品无疑。赵泊见众人都说是真品，心中难免气愤。赵泊说：“你们为什么识不破赝品？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没见过真品。真品和赝品，往一块一放，不用我说，真假自现。”赵泊不顾老婆劝阻，把镇店之宝——天青釉葵花洗，和王先生的摆在一起，就如西施和东施肩并肩站立，谁是美人一目了然。

    第二天，赵泊正在后悔把镇店之宝示人，一群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领头的是一个大脑袋翻译官，命令赵泊马上交出天青釉葵花洗，否则杀死全家。赵泊马上明白了一切，断定是王先生搞的鬼，想瞒也瞒不住了。赵泊怒目圆睁，骂道：“你们这帮吃狗屎的东西！”这时一个鬼子把刺刀逼近赵泊的胸口。赵泊不情愿地答应：“我去拿。”赵泊来到柜台里面，翻箱倒柜地找了一番，从一个角落里端出天青釉葵花洗，不慌不忙地问：“请问王先生怎么没来啊？我好知道这镇店之宝将来的去处。”大脑袋翻译官说：“实话告诉你吧，他就是大日本帝国著名收藏家茧山松太郎先生，早就想要得到你家的镇店之宝了！”

    赵泊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冷冷一笑。猛地，他高高举起天青釉葵花洗，向地板上狠狠地摔去。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赵泊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青花瓷碎片。

    后来，赵泊家人拿出了一件天青釉葵花洗，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原来，赵泊为防备天青釉葵花洗被盗抢，早备下了一些赝品，当时摔碎的就是一件赝品。

（有删改）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地便会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坐喧熟同、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