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书法是与中国文化特殊土壤密不可分的独特艺术形式。书指书体，即汉字。法指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技巧。中国书法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文字书写的法则提高到一种艺术的境界，使之凭借汉字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发展成为一种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文化心理的艺术种类。

②以韵为核心的书法艺术，并不以精熟的技巧与繁复的法度程序为最高境界，相反，它崇尚的是那种言语不能传达的意味，它同时启示了其中所含蓄的类似于诗的余味，以及对简朴到深远的艺术手法的重视。当思想感情和境界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达到完美的升华时，韵的意味也就从作品中显现出来了。崇尚韵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脱俗，使艺术家无论在人格形态还是在艺术形态上均要达到一种卓尔不群的境界。韵如橄榄，它需要慢慢地去体会、涵咏。如果说“不俗”是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超越状态，那么“韵”则象征着精神超越的极致。而“韵”的获取则是在一切艺术本体之外的，即就书法而言，学者型书家较之于工匠型书家更为人所推崇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③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书法家绝大多数都有超绝的风度才情，书法只不过是其气质风采和神情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切断凡俗意识而垂直上升到超常的精神生活领域的一种标志。因而，书法只是文人“聊抒胸臆”的“余事”，所谓逸笔余兴，无所为方能有所为，这种心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是高级的、超俗的、儒雅的，各家不同风格的书法，都让人感觉到艺术品只不过是其真我本性、生命气息的折射。它不着痕迹，空灵蕴藉，以微妙的暗示与含蓄，让人去感受突破一切人为的形式与法则的境界，在生硬、挺健、雄浑之外欣赏一种超然的清淡。“韵”作为生命状态的极致体现，让艺术家如痴如狂如醉，它让我们在和古人典范作品交流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流溢而出的令人神往的迷人气息。在瞬间的感悟中，让观者脱离现实的环境，沉浸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快感之中，这就是古典书法作品中所设定的审美情境的奥妙所在。古人在观赏作品时须净手、屏息，以让自己有如对至尊的敬畏感，让自己慢慢地进入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去体味、领悟和感受这种超越性的存在。“韵”虽然不是一种物质，但是，在艺术家和观者共同创设的审美心理场中，它成了一种可感、可嗅、可触、可闻的物质实在。人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达到顿悟，使审美的障碍得以消解，从而进入无碍的自由世界之中。

④“韵”作为文化心理情结，使中国的艺术更为注重精神体现，表现出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快活情绪，因而，艺术也就成了躲避世俗风雨的避风港。艺术家很少去参政议政，他们只是在放浪形骸、游心于天地之间之中获得快慰和满足。这样，艺术也就很少具有批判性，因为，它与俗世生活的发展并不同步，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轨道。

    我们开始写作时，有时也许为出名；有时也许为想博稿费；有时则受编辑先生的逼迫，情不可却，我们动机可说并不纯粹。不过写到后来，我们把这些都忘记了，我们的精神飞腾到忘我忘人的境界，我们的思想白热化到要把整个的自己融化，我们只是写、写、写，忘记疲劳、忘记饥渴、忘记疾病，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来完成一件自己认为满意的艺术品。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焕然如醒，昏然如睡者百日；扬雄作某文，构思极苦，梦见己身五脏流出满地；但丁完成《神曲》最后部分，自觉精力枯涸，不能再振，不久病死。他们以宝贵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除了为创作而创作之外，还有别的企图吗？作家必如此，才算艺术忠臣，文艺必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才有永久的生命。

    不过我说这话也许有人要提出反驳，他们说倘使文艺创作果然是受神秘的内在力量之压迫，是作家于不自觉之中为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努力，则作家的作品应该篇篇纯正才对。为什么世间偏有许多诲淫诲盗的小说，浪漫颓废，堕人志气的诗歌，及各种方式的不道德的文艺呢？作家撰写这类作品，说图名，则此类作品每采匿名方式，说图利，则那时代人的写作十之八九没有稿费版税可收，可见他们的动机也甚纯洁，但作品的结果则与文化进步背道而驰，可见你的话是没有根据的了。这种事实，我也承认，不过原因也很复杂，有教育环境的关系，有个性兴趣的关系，致作家走错方向，故文学之需要纯正的批评亦犹做人之需要生活规律的约束。

（选自苏雪林《谈文学创作的动机》）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美学风格，这个风格就是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本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以商周文化为主体的。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和武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边扩散边演变壮大。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等基因。

    中华文化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十分密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惟有底层文化，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地“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那么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选自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有删改）

    何谓“风骨”？“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处所言“风”含有教化教育之义。《文心雕龙》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是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大量低俗、恶俗、粗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杨四平说：“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亟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新。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标避崇高”“崇俗”“崇私”“祛魅”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出现很多垃圾写作。食指《相信木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风骨”。

（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