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

王进锋

    商周时期，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族群。人们用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来区分他们。异族婚姻就是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通婚。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通过与戎狄的有莘氏通婚，取得了“有莘氏媵臣”伊尹的辅佐，从而实现了灭夏的大业。实际上，早在商族始祖契的时候，就已经与戎狄女子通婚。根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末代商纣王屡次与外族女子婚配。商纣曾以“西伯昌、九侯、鄂侯”担任商朝的三个重要官职，九侯就是鬼侯，为蛮狄之人。鬼侯为了讨好商纣，将自己的女儿进献给他，然而这位女士“不喜淫”，纣非常生气，就把她杀害了。汉晋学者皇甫谧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中也记载了此事。

    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遵祖宗之法，各方贤能之士都前往投靠。看到这点，商朝另外一位方国首领崇侯虎甚是紧张，担心周族强大后会危及自己的方国利益，就对商纣说到姬昌将不利于商朝的统治。商纣果然听信谗言，把西伯囚禁了起来，关押在羑里。周族人十分担忧，千方百计营救，大臣闳夭多方搜求美女奇珍，终于得到“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商朝宠臣费仲进献给商王。商纣看到后非常高兴，就把西伯释放了。可以想见，周族进献的有莘氏美女，应与商纣结成了婚姻。

    商王之子也与异族女子通婚。商王武丁时期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内容为“己亥卜，王：子白羌毓，不其白”。这条卜辞是占问商王之子宠幸的白皮肤羌族女子将要生育，所生之子的皮肤是否为白色。

    在西周君王和他们的祖先中，有多人与夷狄女子结婚。根据《诗经·鲁颂·閟宫》，周族始祖后稷是姜螈所生，而“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所以姜塬是羌族女子。另外，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娶的太姜、太王娶的周姜、周武王娶的邑姜也都是羌族女子。

    西周时期的申国，姜姓，在典籍中屡次被称为“申戎”、“姜氏之戎”。西周末年，周幽王新娶了褒姒，甚是宠爱，并生子伯服；幽王立他为太子，还驱逐王后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宜臼逃亡到母亲的娘家申国，周幽王向申国索要，申国联合鄫国、西戎攻打周国，并杀周幽王于戏地。这里周幽王的王后——申后就娶自戎狄的申国。

    一些西周诸侯还将女亲属嫁给戎族。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里的丰王为戎族的君王。所以，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族的君王。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华夏族的发展和内涵的丰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异族通婚诞生了很多卓越的个体，如契、后稷、晋文公、赵盾、赵襄子等，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开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同时，为后来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提供了切实的历史借鉴。

（选自2014年  10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书生与硬汉 王开林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有一篇名诗《从军行》，其中有一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认为投笔从戎远胜烹文煮字，这是一层显在的意思。而该句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书生乃蒲柳弱质，哪有军人硬朗的精气神呢？

    其实，我们从书生中也同样能找出一些硬朗的角色，这些书生一旦较起真来，拼起命来，那股子直闯刀丛剑林的狠劲并不输给任何硬汉。

    比如韩愈，唐宪宗虔诚信佛，他却批鳞直谏，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佛只是“夷狄之一法”，“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尤其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八字，差不多是指着和尚骂秃子，令唐宪宗勃然大怒，若非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施救，十个百个韩愈也被当木柴劈掉了。似韩愈这种书生，刀山敢上，油锅敢下，最有胆气。这样的古代书生还有很多，比如庄周、鲁仲连、陶渊明、嵇康、李白、苏东坡、王冕、李贽、唐寅、金圣叹、王夫之……他们都是好样的，敢发出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声音，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违寸心。

    古代书生很难成为硬汉，原因何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古代书生的出路那么少，“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只有这一条道，人格的扭曲和尊严的丧失，就几乎是必然的。除非铁了心不怕挨饿，不怕挨整，不怕坐冷板凳，否则就必须逆来顺受，被大流同化，被大炉熔化。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有抱负、有担当、有血性、有钢火、有浩然之气的书生，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是真正的硬汉。比如文天祥，“君降臣不降”；比如陆秀夫，难酬蹈海；比如夏完淳，视死如归；比如谭嗣同，愿为变法流第一滴血。谁说书生都是软骨头？这些书生的硬骨头足以令刽子手雪亮的鬼头刀一一卷刃！

    迄于现代，书生中的硬汉并未绝种，章太炎是一个，陈独秀是一个，鲁迅是一个，胡适是一个，傅斯年是一个，刘文典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梁漱溟是一个。章太炎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陈独秀将监狱视为研究室，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胡适为使约法和宪法确立而奋笔抗争，傅斯年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骂到垮台滚蛋，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闻一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书生，个个有血气，有胆气，有志气，有豪气，无论哪一样都不输给那些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硬汉，当他们为捍卫道义而大声疾呼时，虽九死其犹未悔，乃是天地之间的元气和正气使然。

    书生身上多软骨，多媚骨，多俗骨，乃是被御用、奴化、驯养、蛊惑的结果，当然也有性格作祟，掉片树叶就怕砸破脑袋的人不少，明哲保身的人更多。当他们把人格、尊严和良知搁弃一旁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与精神的硬朗无缘，与心灵的高贵绝缘。

（选自《今晚报》，有删改）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对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

材料一：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来，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来。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

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句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作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漸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