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书写“中国式童年”

李东华

    少儿文艺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少儿读物、少儿影视、少儿动漫，等等。由于信息传播的便捷，我们的孩子几乎可以同步地享受到这个时代少儿文艺的最新成果，拥有一个精神富足的童年。

    然而，与外国少儿文艺的“来势汹涌”相比，富含“中国元素”并为少年儿童所喜爱的优秀作品是否足够丰饶？

    中国元素首先指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始自了解，了解的功课需从少儿时代做起。这不仅出自父母、社会的期待，更出自孩子们自身的生命需求：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来处。

    中国元素的另一大内涵，是指当代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经验，即现实指向。国内畅销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不如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文学性强，有失精致，但为什么他的书比同类引进作品畅销？那是因为中国孩子更喜欢看表现他们身边人身边事、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的确，对于知识和阅历都还不够丰富的少年儿童来说，通过文艺作品认识自我、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反映当代少儿生活的作品，更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文艺的引领、抚慰，文艺的启智、怡情。

    新时期的少儿文艺也曾为小读者、小观众留下皮皮鲁和鲁西西、霹雳贝贝、男生贾里、男孩桑桑、大头儿子、淘气包马小跳等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但是相对于我国3亿多少年儿童，相对于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和差异化的生存状态，当前少儿文艺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们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却没有诞生影响广泛的、为这一庞大群体代言的文艺形象。同样，反映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少儿生活的文艺作品也比较少，或者说其影响力没有都市题材的影响力大。而即便是表现都市儿童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是速写式的、对表象进行描摹者多。这些都束缚了中国元素在少儿文艺中的展现。

    一方面是中国元素不够丰盈，另一方面则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难以与少儿心理相契。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把传统文化精神融入而不是生硬地嵌入到作品中，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有效地对接，是当下少儿文艺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儿童观的问题。创作者应把儿童放置在这个大时代中、放置在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而不是切断儿童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切断儿童和周围人的关系孤立地来描写，仿佛他们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殊群体。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都与这个世界之间拥有生动而微妙的互动。

    此外，给孩子们看的和给成年人看的文艺作品的区别，是审美方式的不同而不是审美高下之分。因而，创作者需心怀敬畏地看待“少儿”两个字，遵循少儿文艺自身的艺术规律。不是简单地、敷衍地、想当然地，用成年人对儿童的抽象想象来裁剪他们生机盎然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走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借助审美的触角探察他们的内心需求，他们的憧憬与烦恼、快乐与忧伤。如此，才能创作出沉甸甸的、闪现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才能富有深度地表现当代中国孩子的生活，进而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富含“中国元素”的少儿文艺。

（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 ，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节选）

    《庄子天道》篇中的一则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尧如何治理百姓，尧回答说，自己不慢待孤苦伶仃的人，不放弃贫穷的人，悲悯死者，喜爱小孩，同情妇人。舜说：“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问原因，舜说，真正的治政应该像四时运行有序，像昼夜交替有常。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把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年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士隱、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会，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要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另外，贾府、朝廷、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狂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成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

（摘编自王冉冉《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

    读《雷雨》不免要涉及“周朴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旧话题。一言以蔽之：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反面人物而已。他像康大叔那样凶残，像葛朗台那般贪婪，他也有鲁四老爷似的道貌岸然，但他又不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重合。特别是“周鲁相认”那一场，周朴园对鲁侍萍那种似爱非爱的感情和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

    30年来，周朴园有如叶公，把他和侍萍这一段恋情作为“龙”的形象，牢牢地“画”在他的记忆中。这体现在他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比如他保留了侍萍“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家具等），保留了她“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甚至念念不忘“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旧衬衣以及那件旧雨衣……作者让周补园如此念“旧”恋“旧”，是颇具苦心的。善良的读者和观众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所原谅。可不，连鲁侍萍不也几乎被软化了么？

    但即使痴情至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周朴园画的“龙”，只是为了供自己在灵魂空虚、感情寂寞时咀嚼。一旦“生龙”降临，他决不会用这张旧船票重登当年的客船。

    把握了这一点，认识“相认”的戏就不困难了，从周鲁相遇到相认，周朴园发问四次：

    “你——你贵姓？”“你姓什么？”“你是谁？”“你、你、你是——”精明的周朴园问得怯，聪明的鲁侍萍答得巧，情节一波四折，事态则越来越明朗，周朴园的语气也越来越迫切。真相大白后，周朴园的态度、话言陡变，但变而不离其宗。他首先要弄清“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两大问题。答案是令他放心的：这纯属邂逅。于是他用30年“画龙”的良苦用心暂时稳住了侍萍的情绪。周朴园毕竟不是叶公，他老谋深算，伺机出击，力图将30年的积案了断于瞬间。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带“好”字的七段台词：“那更好了。”“那双方面都好。”“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好得很。”“好，好，好，”“很好，”鲁侍萍既不要他偿还感情债，也不要他以金钱抵偿，更“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周补园最后的威胁全部解除，对他确实再“好”不过。

    在这一过程中，周补园到底给了鲁侍萍什么呢？一，让她“看一看“儿子周萍，这一点做到了：二，给了她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被侍萍当面撕了），5000块钱值多少？有一个参照数据，当年周补园“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这么一比，鲁付萍30年受的苦只值这笔“收入”的1/720！这就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和“爱”！

（摘编自吕厚泽《叶公好龙似的情和爱一周朴园》，有删改）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节选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