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31 浏览次数：860 类型：期末考试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草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向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在可可西里回头
去年，我们从格尔木顺着青藏公路去那曲，到楚玛尔河附近时，由于前方公路坍塌，只好到保护站里休息，在这里遇到了思贤。思贤17岁，是保护站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志愿者。
他看到我胸前挂着相机，就过来找我拍照。我对他似乎格外有亲切感，他告诉了我这里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要扯着横幅，在黝黑的青藏公路上，为试图穿过青藏公路向西迁徙的藏羚羊“开路”，因为这些藏羚羊每年初夏都要赶往水草丰茂的卓乃湖、太阳湖去产崽。他们会在藏羚羊经常出现的地方静静守候，如果有藏羚羊来到公路旁，他就和朋友远远地站起来，在公路上扯起横幅提示来往的车辆，横幅上写着“藏羚羊过公路，请汽车熄火”，然后人们就停下车、熄火，安静地等待着那被藏族人视为神物的藏羚羊犹豫着，慢慢地走过公路，去可可西里的腹地繁衍后代。
思贤说：“虽然我们干的事情很简单，但大家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彼此感动。” 我问他：“你这么小，怎么就来这里当志愿者了呢？你的父母不担心吗?” 他听后，头一低，然后淡然地笑道：“我其实是离家出走的。”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高中生，但对学习没有一点兴趣，他的爱好是摄影。他每天都沉迷于摄影当中，学习成绩非常差。父母对他的“不务正业”极为不满，经常指责他。就在两个月前，他最心爱的老相机被愤怒的父亲摔碎了，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和一群网上认识的志愿者来到了这里——梦想了好久的目的地。他说，不知道该拿什么去反抗父亲对他梦想的“压迫”，却在为藏羚羊开路的过程中有了深深的使命感。
他说完他的故事，我不便相劝，只好拉着他拍照去了。第二天，公路通了，我们离开保护站，驱车去那曲。他把我们送到路上，然后亲切地和我拥抱、道别。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概是为他那年少却执著的梦想吧。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孩子应该回家，家长应该接纳他，认可并鼓励他。只有这样，他才能活得快乐，才能走向梦想。
半个月后，我们从那曲回格尔木，又途经那个保护站。车还没有到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保护站有个人在挥手。不是别人，正是思贤。思贤看上去有些伤感，眼睛像是哭过般又红又肿。他要我们带他回格尔木。我们带上他就上路了。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说，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原来，三天前，他们在路上为藏羚羊开路的时候，有一个鲁莽的司机为了赶路，居然不顾他们的阻拦，闯关而过，直接撞飞了一只可怜的小羊羔，羊群被切割成两部分散去了。他们为此悲愤不已。然后，他们捧着那幼小的羊羔把它埋在了保护站特意为它挖的坟墓里。葬了羊羔之后，他们正心意难平时，看到一只母羊在公路旁徘徊哀号，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呼唤。他们知道那是羊羔的母亲，于是，又含泪把羊羔挖出来，放到母羊的面前。母羊悲恸的神情令每一个人心碎。直到母羊绝望地离开，他们才再次埋葬了羊羔。
思贤的眼中有泪光泛起，年轻的脸上悲愤交集。我们听了也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多语。我试图转换一下话题，来驱散悲伤的气氛，于是搂着思贤的肩膀问：“你接下来准备去哪里？” 思贤忽然泪如泉涌，他握住我的手哭道：“大哥，我要回家！我妈妈一定找我找疯了!” 我一把抱住他，将他的哭声捂在怀里。我的眼泪忽然也涌了出来。这个迷失在世界边缘的少年，在见证了真正的忧伤之后，深深地明白了一种爱，终于在美丽的可可西里回头了。
思贤忽然泪如泉涌 ， 他握住我的手哭道：“大哥，我要回家！我妈妈一定找我找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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