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3 浏览次数:223 类型:期末考试
1977年,叶永烈发表了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讲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枚珠峰某处被松脂表住、并未石化的恐龙蛋化石,成功孵化,然后孵出了恐龙。翌年,被改编成连环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单本出版发行。不过名气大了以后争议也 。有专家发文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由此 了一场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论战。时隔多年后再看,双方在科学上的讨论也许是 。一方面有些人的批判歪曲了叶永烈的作品,无视有松脂包裹的前提,说成仿佛从化石中孵出了恐龙。另一方面叶永烈的辩解也不能说没有 , 化石也好,松脂也好,恐龙蛋被包裹太久仍然会发生有机成分分解,不死不坏是不可能的。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在荆楚地区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
代表端午节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有多种,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非常顺利。
然而,当这种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
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不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勾践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至于介之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
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之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
(摘编自孟修祥《端午节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
材料一:
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通过共同劳作来求得生存。劳动生产的成果并不丰富,生产生活资料实行严格的平均分配制度,可谓是“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
等到商周时期,中国人开始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人各一份,分食制成为非常厚重的一种饮食传统。此后,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中期。普通民众恐怕也是如此,《后汉书》中记录的孟光与梁鸿夫妻俩“举案齐眉”的典故,可谓是对平民日常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个侧面写照。
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逐渐融合,也带来了饮食风俗的变化。高桌大椅的出现,促使大家开始围桌而坐,有了“共食”的那种气氛。
到了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饪样式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美食开始从豪门贵族走向街头百姓。而且,不管是何种饮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门,“好客”的中国人常会以丰盛的菜肴来款待客人,席间主人还会“劝菜”,既是主人害怕客人因为过于谦逊而吃不到美食的缘故,也是主人表达视乎远客为自己人,并不见外的一种情感流露。总体上而言,无论是日常的家庭饮膳还是社交性的公共宴饮,中国普通民众的饮食方式逐渐由分食制变成了共食制,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匹配的饮食习俗。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有着一层传统文化的人情底色,共食制恐怕仍然符合多数普通民众的饮食就餐观念。由此观之,在现代化公共生活中,特别是宴会场合,共食之余提倡“公筷”,情感与卫生并重,仍然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
(摘编自林海聪《分餐与共食——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汉族饮食风俗变革考论》)
材料二:
材料三:
餐饮企业发觉分餐不简单,要留住菜的温度,还得把菜分得好看。
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后厨,一大盘蛋炒饭被分成了6小垛整齐码在盘子里。一条鲈鱼沿鱼骨被片成两半后,切段、重新按照鱼形摆盘。
对于行政总厨高晓生来说,分餐首先要解决“温度”的问题。温度是菜的灵魂。“有温度了,香味就有了。菜凉了看上去就没有了生机。”但一份菜被分成若干小份后,必然凉得更快。为了保温,后厨盛菜前碗碟会预热到120℃,这样即使分餐时折腾了一会儿菜端上桌的时候仍然是热的;分菜的时候手要快;上莱的间隔和时机要更好把握。
“我们通常设计一份菜量够3至5人食用。比如一份大虾球通常是6件现在一桌有7位客人,怎么办?配菜区的厨师会把虾一改四,这样就有了24小块虾肉。每份标准3块虾肉、个别分四块。这事都得跟客人讲明白。”
“再比如,一份黑椒牛肉一般有20块肉,分七份,每份平均只有3块。量太少了摆盘效果不好也吃不饱。我们也得跟客人商量,是否需要加量?”
高晓生也坦言,分餐后带来一些服务压力,需要更多人手。“过去一份汤锅,一个人就能端上桌:现在传菜需要的人数是过去的三倍。桌上的餐盘多了需要及时撤换,无疑也会增大服务压力。”
(摘编自杜康、陈杰林《大厨谈“分餐制指南”》)
我的大学(节选)
高尔基
这年十二月,我决定自杀。对于这原因,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事变》里曾试图加以描写。可惜并不成功,没有内在的真实。我买来旧手枪,本想打中心脏,却只打穿了一片肺叶!一个月后,我觉得自己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怀着羞愧的心情,又回到面包坊开始工作了。
不久,我遇见了霍霍尔,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点着一支很粗的烟卷陷入沉思。
“喂,”他的声音很轻,从容地说道,“您愿不愿意上我那儿去?我住在红景村,在那开了间店铺,您来帮我经管一下。我有一些好书,我还可以帮助您学习成吗?”
“行吧。”
“那请您星期五早晨六点来库尔巴托夫码头,我会在那里等你的,再见啦!”
他站起身,把一只大手朝我伸过来:“嗯,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头也不回地迈开大步,拖着他那武士般魁伟的身体轻松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就乘船前往红景村。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一块块灰色易碎的冰块漂浮翻滚在浑浊的水面上顺流而下。舢板船扬帆乘风而行。
我和罗马斯并肩坐在船帆下的箱子上,他低声对我说:
“庄稼人并不欢迎我,尤其是那些富农!您去那儿,也会遭到排斥的。不过我也有不少朋友,将来你也会有!”
冰块在河面上四处漂浮宛如一群蠕动的白羊。
“这儿的土地不及我们乌克兰,可是人却比乌克兰的好,个个都很能干!”我很喜欢他从容自如的态度以及简洁、流畅的话语。我觉得他懂得很多,而且有自己的待人准则。令我尤其高兴的是,他没有问我自杀的原因。换别的任何人,可能早就问了。
舢板船靠着右岸行驶,左边的河面一下子宽阔起来,河水漫上了长着青草的沙岸。
快到中午时,我们抵达了红景村开始卸货。罗马斯一面递货袋,一面对我说:
“你还挺有劲儿的。”
随后,他眼不看我问道:
“胸口还疼吗?”
“一点儿也不。”
沿着山坡下来了一个庄稼汉,赤脚涉过小溪友好地大声说道:
“欢迎你们。”
他长得挺英俊似乎也挺有力气的样子。脸膛红润,鼻梁高挺,一双蓝眼睛闪着机智的光芒。
“伊佐特!”罗马斯说。
“马车很快就来,你先走,这里有我就成。”
看得出,这人对罗马斯很友好亲切,就像他的保护人,尽管罗马斯的年纪比这个伊佐特大上十来岁。
半小时后,我就坐在了一幢新木屋的干净舒适的房间里了。
他们唤我下去吃饭。伊佐特坐在桌旁正说着,一见我便住了口。
“怎么啦?”罗马斯皱起眉头:“接着讲呀。”
“没什么好说的了。大伙儿决定:得自个儿来对付。你出门要带上枪,或者长点的棍子也成。”
难道现在的我已经加入那重大的活动,就要跟那些从事真正事业的人一起工作了吗?
他让我熟悉店里各种商品的价格一直忙活到晚上。他对我说:“我们的货比另两个杂货铺的要便宜。他们打算狠狠揍我。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寻取快乐,也不是做买卖赚钱……”
我告诉他,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
回到卧室,他说他早已发现我是在白白地耗费青春年华。
“您很有才能,性格顽强,而且显然胸怀美好的理想,您应当好好学习,但不是以这种死啃书本,与人隔绝的方式。”
他又说了些我所熟悉的关于首先要唤醒农民之类的话,只是从这些熟悉的词句里,我体会出了更深入、更新鲜的东西。
喝茶时他谈了他的身世。他出生在一个铁匠家庭,曾在车站作加油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革命者。因组织工人自学小组而被捕,入狱四年,后来又被充军发配到雅库特,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
他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半夜。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如此真诚热烈的友情。罗马斯仁慈而率直地把他的生活向我敞开,使我重新鼓起勇气,这个日子我终生难忘。
(王宏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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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前苏联作家。生于木匠家庭,4岁丧父,跟母亲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0岁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当过学徒、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此后,他在喀山参加过知识分子秘密学习小组,也经历过流浪生活,在喀山河旁的费奥多洛夫山岗曾自杀未遂,阅读过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因参加秘密革命组织被捕过。
24岁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在地方报刊当编辑、记者,从此专心从事写作。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乡射邹、峄;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南略,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 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子迁适使反,见父。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汉兴以来,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七年遭李陵之祸。退而深惟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节选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赠崔咨议(注)
李白
绿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
长嘶向清风,倏忽凌九区。
何言西北至,却走东南隅?
世道有翻覆,前期难豫图。
希君一翦拂,犹可骋中衢。
(注)崔咨议,名不详。咨议,官名,正五品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发展,我们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正是这种底蕴,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智慧结晶,是记录中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同时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先生说,汉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有人说:汉字如诗,方块中寓无限真情;汉字如乐,横竖间奏美妙华章;汉字如图,间架里绘斑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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