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阅读是一个民族持久的功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访谈录

记者：全民阅读今天已经成为一股热潮。从2006年中宣部等八部委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至今已近10年。今天回过头来看，您认为我们做得怎么样？

邬书林：我认为现在态势很好，中央重视、社会认同、民众参与、活动健全，经过10年努力，全民阅读有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现在全国31个省700多个市都已开展了形式多样、民众广泛参与的阅读活动。阅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阅读已经走进学校、社区、军营、农村甚至高墙。江苏、湖北、深圳、辽宁等地先后完成了全民阅读的地方立法工作，确定了全民阅读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把全民阅读上升为法律法规，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进展。对一个民族而言，阅读是一项长久的文化工作，绝不是一时的。如何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需要好好总结前10年的经验。

记者：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邬书林：把全民阅读作为中华民族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工作长期不懈地抓下去，需要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我认为，首先要提高认识，要对阅读的功能、意义，阅读的本质给予进一步的认识。阅读的本质是通过阅读去借鉴、吸收和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智慧。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阅读主要是用来提升修养，我觉得这不是阅读行为的本质。阅读的本质是要获取知识，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之上有了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再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两者并行不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全民阅读还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平均到每个人，资源就不多了。中国最丰富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把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最重要的资源。你看世界各国，凡是那些善于读书的民族，会读书的民族，重视读书的民族，都是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最典型的是以色列，一个那么贫瘠的国家，没什么资源，可这个民族数千年来坚持的阅读传统，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上不得不公认的伟大民族。同样，俄罗斯、德国也都是阅读大国。中华民族历史上能创造那么繁荣辉煌的成就，和我们重视阅读的传统大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好地用阅读这个工具来提升国民素质，用全人类的图书把中华民族武装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基础。

记者：对于全民阅读重要意义，现在社会和民众已有共识，那么国家、政府层面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邬书林：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倡全民阅读，而是要把全民阅读持久深入、实打实地推进下去，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几年的两会，我都联合政协委员上交关于尽快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提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养成阅读习惯是一门科学，0到6岁是阅读的启蒙阶段，使儿童通过阅读养成阅读兴趣，从阅读中找到快乐；6到12岁小学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使孩子基本掌握阅读的方法；12到18岁是巩固阅读习惯，提升阅读水平的关键阶段。打好这三个基础，终身阅读才有可能，活到老、学到老才有坚实的阅读习惯基础。专家学者要为整个国家提升阅读水平做好表率，同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记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到中国人阅读量不足有些国家的1/10。从近年调查情况来看，国民阅读率虽然在上升，但速度比较慢。您如何看待中国国民阅读率低的问题？

邬书林：对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文盲率是80%，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盲率是34%，最近这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文盲率是4%。解决阅读问题首先要解决文盲，我国的文盲问题才刚刚解决，国民阅读率不可能有多高。我坚信孩子的阅读率会越来越高。其次，现有的阅读率的统计指标还要进一步完善。要把图书馆的数据和其他形式的阅读数据也纳入其中。第三，我国的国民阅读率的确亟待提升。

不过，现在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我们阅读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阅读的人数大增。我最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不要以为通过手机阅读就不是阅读，不要以为通过电子阅读器阅读就不好。相反，新技术极大提升了阅读效能。根据美国所做的一项统计，网络时代科学家的阅读量比原来增长了25%，普通民众也增加了5%。因为不需要跑图书馆了，买书便宜了，看书更方便了。所以，既要重视传统阅读，更要关注现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阅读，两者并行不悖。我相信，随着阅读意识的提高，阅读设施的完善，阅读氛围的浓厚，我国国民阅读率一定会赶上先进国家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材料一：

40年前，提起红枣，还只有“桑枣人家近”的山东大枣。现在提起红枣，食客们可选择的还有新疆和田枣、陕西狗头枣、山西板枣、甘肃临泽小枣；2018年，河北省优质强筋小麦、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98万亩、265万亩，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68.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广东省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有望到2020年建成3000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旨在用差异化推广、全域化部署打造高质量产业品牌，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网文）

    材料二：

    罗霄山脉脚下的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江南著名“粮仓”。如今，“北盛仓”农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水稻播种就像用印刷机“印刷”；病虫害防治，专业防治公司用无人机“飞虎队”统防统治；水田里不光种水稻，还养鱼、养鳖、养青蛙……北盛镇党委书记李斌说，现在，种的粮食更好了，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网文）

    材料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到2050年可能超过70%。我国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了乡村衰退问题，一般要到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同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出现乡村衰退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把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摘编自《求是》2018年第6期）

    材料四：

    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中，美国农作物保险行业的赔付率为95%。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保险项目涵盖的农作物品种已超过100种，参与各种农业保险的农业用地面积占全部农业用地面积的比率为89%。在保费方面，联邦政府对投保的农场主给予相当于保费50%-80%的补贴，使农场主只需支付很少的保费就能参加农业保险。

    现阶段，全德近40万农民中，90%都是德国农民协会的注册会员。全德范围内，德国18个联邦州有超过300个德国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协会新闻发言人米歇埃尔·洛泽说，德国农民协会主要负责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顾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服务等。该协会重视农业产业的整体利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适时将会员的具体意见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己时才给予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