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18-12-11 浏览次数：227 类型：期末考试
材料一：希腊人文主义体现出一种“重人”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将哲学追求集中在认识人自己这一命题上，要认识自己，人必须有知识才能达到真善美，强调对单一个体进行的理性思考，认为可以通过知识的教化而与自然区别开来。
材料二：历史学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与之相较，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中国形象”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流行语，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眼中有不同的变化：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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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其父母都是路德宗虔诚教徒。受休谟等人的影响和启发，他建立了先验批判哲学，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对西方哲学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王阳明提出良知学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羁绊，对晚明的启蒙思想起着一定的激发作用。
他们分别以“自由意志”和“良知”为核心建立先验道德哲学。
材料二：康德认为，自由意志就是善良意志，它是无条件的，先天的至善，是先天的绝对命令。
王阳明认为“天理”即良知，是存在于人性中的天赋理则，是先天固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
康德认为意念具有选择善恶能力。人本来就具有“向善的素质”，人性中的恶是由于意念受感性欲望的影响产生。王阳明认为“有善有恶意之动”，在《大学问》里也说：“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动而正之。”王阳明认为，要“为善去恶”，就要穷理修身工夫，具体表现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相互贯通的过程。王阳明指出穷理修身工夫在于正心。对康德来说，为善去恶就是“意念之纯粹化”，即“恢复我们内在的具有向善的素质”。
——以上材料摘编自《康德“自由意志”和王阳明“良知”之比较》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宇，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为道德的延伸，参政是道德精英——儒生、君子的特权；所以当20世纪初引进西方新政治体制势在必行时，在未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中，“共和”显然比“民主”更有市场……1900年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这些受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新青年，不再属于绅士阶层。在他们看来，推翻帝制之后仍然由绅士阶层垄断政治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故当民初共和政治面临危机之时，新知识分子立即发起批判绅士阶层和儒家伦理的新文化运动，从此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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