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骨

李子胜

    几年前，我突然腰疼，痛不能寐。找到个名医，他说我腰椎错位。治疗一段时间，名医面露赧颜，打发走了众人，对我耳语：“你去找瞎白话吧，也许他能帮你。”

    “瞎白话”三个字是方言，意思是一个人爱瞎说，爱胡侃。他说的瞎白话是一个老人的绰号。我所居住的小城边缘，有个叫柳沽的地方，瞎白话就住在那里。

    我们汽车出了城区，距离渤海更近了。当呼吸到淡淡的腥咸时，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手里握根短竹竿，蹲着钓鱼。朋友下车询问，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有个叫瞎白话的住哪儿啊？”

    老人哈哈笑了：“找那个老不死的干啥啊？”

    “朋友腰扭了，看病啊。”

    老人又笑了：“问我算问对啦，走，我带路。”

    走进一个破砖头儿码成围墙的院子，老人把鱼竿扔下，走进了屋子，然后在昏暗的屋子里向我们招手。

    看到我们困惑的表情，老人说：“我就是瞎白话啊。”

    我趴到床上，老人用大手在我身上揉摸，他说：“我给扎扎针灸，不碍事的。”说完，老人点燃一支蜡烛，用烛火把银针简单消毒。

    第二天天明时，我很轻松就起床了。

    我就是这样结识了老人。他高低也不肯收我送的医疗费，于是逢年过节我会提着两瓶酒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和我无话不说，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

    老人18岁的时候加入了东北野战军。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负伤了。那个时候，他的大号叫李贵。大约5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贵所在的连队被敌人伏击，战斗在一个山村打响。东野的战士骁勇善战，很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转守为攻，很快把敌人打散了。李贵胆子很大，为了追一个敌兵，摸黑跑了20里，把这个敌人追得趴在地上，狗一样地喘气。当时天已经亮了，李贵用枪口顶住了对方脑壳，正为自己抓到个俘虏心花怒放时，俘虏竟开口了：

    “喂，你是贵子吧？”

    李贵愣了，定睛看看，俘虏竟然是同村的李满。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哥俩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坐在一起唠开了。李满说自己前年闯关东，被抓了丁。李贵说自己爹妈死后也参加了部队。他又告诉了李满家乡的情况。说着说着，他忽然醒悟过来，抓起枪，对李满说：“哥哥，你是我的俘虏，你得跟我回去！”李满面如土色，扑通跪在地上：“好兄弟，放了哥哥吧，我想回家打鱼，不当兵了。”李贵琢磨了一会儿，觉得也对，反正没有人看见，就点头：“那你把军服脱了，我就相信你了。”李满迅速脱下军装的上衣，扔给李贵，然后，一头钻进了旁边的高粱地。李贵拿着那件衣服往回走了十几米远，身后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他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兄弟，我是怕你再追我——别怪我啊——”身后传来李满的声音。

    李贵就这样复员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申请到长芦盐场当了工人。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李满由于渔民转工人的政策，和他分到了一个工区。李满整天惊惶地尾随着李贵。休息的时候，李贵说起当兵的事，让李满心惊肉跳。李满总抢着帮李贵干活，李贵挺感激，在李满的张罗下，两个人杀了只鱼鹰，喝了鹰血，结拜为生死弟兄。

    几年后，李满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工区区长，李贵因为总爱说这说那，虽然有伤残军人证，也依然是工人。后来的某一年，李贵——这个时候已经被叫做“瞎白话”了——被怀疑是叛徒，调到杳无人迹的海边守水门，一守就是10年。他明白，这都是他义兄李满背后鼓捣的。10年间，分房子、涨工资等好事都没他的份，他惟一的收获就是捡了个媳妇。

    一个要饭的河北妇女晕在了水门，天性善良的瞎白话收留了女人，等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女人贴在玻璃上的喜字已经晒褪色了。后来，女人把自己的父亲接来了。

    瞎白话与岳丈很投缘，亲哥俩一样，形影不离，嘻嘻哈哈。有时候岳丈就直接叫他“瞎白话”，他叫岳丈“老要饭”的，谁也不在乎。一次，瞎白话扛盐扭了腰，死尸一样不能动，岳丈叹口气，让女儿买来银针，只扎了两次，瞎白话就下地了。岳丈这才告诉他自己懂点家传的正骨推拿医术，用了半年时间把正骨的医术悉数传授给了瞎白话……

    瞎白话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再后来，我所知道的是：

    那个从副场长位置退休的李满，在一个雨夜，一声炸雷后，心脏病发作，孤独地死在家里。那一刻，他的老婆在场俱乐部正欢快地跳舞。瞎白话的老伴无疾而终，瞎白话给老伴穿好装裹衣服，等大家注意到他，他坐在女人身边，面带笑容，仙逝多时了。

    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为他守灵，瞎白话也算风光了一次。念悼词时，写悼词的人说，这是老喜丧，悼词里就叫他瞎白话吧。结果，悼词几次被笑声打断。瞎白话下葬那天，我也去了，从坟地出来的半路上，忽然下起疾雨，等我们全身湿透，雨也停了。

有个人笑着说：“这个瞎白话，死了还和大伙闹着玩儿。”

    人们都笑，我也笑了。

黄昏

英·萨基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儿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事重重，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长凳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趋衰退。坐了一会儿，老人起身离去。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了。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是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称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伯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儿，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溜达一会儿，在酒吧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处栖身了。”

    年轻人讲完这段故事后，出现了片刻沉寂。这种沉寂是意味深长。“您大概想，我讲的这段遭遇荒诞无稽吧。”年轻人随后接着说道，语调里多少带着点委屈的口气。

    “这事也并非不可能，”葛尔特茨比像法官审理案件似的说，“记得有一次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个外国的首都。不过那次我们一行两人。事情显得更离奇了。幸好我们还记得旅店紧靠条什么运河。一找到运河，我们就顺着它找到了。”

    听完这段往事的叙述，年轻人精神为之一振，“在国外，我还不会这么发愁，”他说道，“总可以找到领事馆，得到必要的帮助。可是在自己国家里，一旦陷入困境，真是束手无策。我大概得到河堤上过夜了，除非能找到个够朋友的人，他能相信这是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因为您并没有认为我这段遭遇过于荒唐。”

    年轻人往这最后一句话里倾注了不少热情，就好像他有意向葛尔特茨比表示，葛尔特茨比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够朋友的人的必要条件。

    “然而，”葛尔特茨比慢吞吞地说，“这段故事里的破绽就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来。”

    年轻人连忙向前探身，在大衣口袋里忙乱地摸了起来。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准把它丢了。”他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声。

    “一个下午就丢了家旅馆，又丢了块香皂，这只能说明您存心粗枝大叶。”葛尔特茨比接着说道，可是年轻人没等他话音落地就走了。他顺着小路溜掉了，头昂得高高的。不过，在他那高傲的表情中，总显得有几分疲倦的样子。

    “说来怪可惜，”葛尔特茨比想道，“整个故事中只有出去买香皂这一点有说服力，然而在这细节上露了马脚。他要有一点先见之明，就应该事先准备下一块香皂，包装和封记都要跟刚从铺子里买来的一样，那他准可以成为这一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人。干他那一行，什么都得事先想好。要有这种能力，而且是无限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个歪才。”

    想到这里，葛尔特茨比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就在这时候，他惊讶地、关切地喊了一声。只见地上，在长凳边上，失落着一个椭圆形小纸包，外表和店主人精心打上封记的一样。除了是块香皂，还能是什么!准是那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来的时候从衣兜里掉出来的。

    说时迟，那时快，葛尔特茨比立刻顺着那暮色笼罩着的小路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穿浅色大衣的年轻人的踪影。就在他遍寻不见，已经感到无望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站在马车道的路边上。年轻人神态犹豫地站着，显然拿不定主意，是从海德公园穿过去好呢，还是直奔耐茨布里支的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当他听到葛尔特茨比呼喊他的时候，他带着几分敌意，好像准备自卫似的猛然转过身来。

    “能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葛尔特茨比说道，伸出手来把香皂递了过去。“一定是您坐下来的时候从大衣兜里滑出来的。您走后，我在地上发现的。我曾经对您不信任，您一定要原谅。那时一切证据都对您不利。如今，既然我听取了香皂的证词，我想我也应当服从它的判决。您如不嫌弃，我可以借给您一枚二十先令的金币……”

    年轻人连忙接过金币，放进兜里，从而解除了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葛尔特茨比继续说道，“您这星期哪天还钱都可以。这儿是您那块香皂。可别再丢了，它可是您的好朋友啊。”

    “幸好给你找着了。”年轻人说道。接着，几句感激不尽的话脱口而出。声音还有点呜咽。他朝着耐茨布里支方向急忙跑去。

    “这孩子真可怜，差点哭出声来，”葛尔特茨比自言自语地说，“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困境中脱身，这种慰藉降临得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训，不能自作聪明，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情况就给一个人下判断。”葛尔特茨比顺着原路往回走去。经过那条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长凳下面和四周望来望去，捅来捅去。葛尔特茨比认出这就是刚才同他坐在一起的那位老人。

    “您丢什么东西了，先生?”他问道。

    “对了，丢了一块香皂。”

老屋情思

    狂风卷着暴雨，像无数条金色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门窗，不锈钢的防盗门嗡嗡地响，第六感觉告诉我，老家那老屋，这回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清明时节，我回到老家，给父母上完坟后，来到老屋的废墟旁边，目睹着老屋的残砖断瓦，默默感受着老屋淳厚温暖的泥土气息，我突然有一种现实被抽空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

    老屋究竟有多老？父亲没说过，我也没查过。我只知道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们这个李姓屋场就有新屋老屋之分，老屋比新屋地势稍高一些，中间隔着一口蒿笋塘。随着子孙的繁衍，房屋不断扩建，蒿笋塘被填平了，新屋和老屋便实行了无缝对接。老屋原来有上下两个堂屋，叔父成家后，上堂屋那边的房子给了叔父，父母和我们六兄弟住在下堂屋的三间房子里。

    对生长在城里的孩子们来说，老屋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它不过是傍山而建的一栋普通农舍，土墙青瓦，杉木门窗。既没有青山环绕，碧波荡漾的美景让人流连，也没有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供人欣赏，更没有叹为观止的文化古迹让人演绎，即使不倒，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在我们心中，感情这个东西是无法估价的，就像“儿不嫌母丑”一样，老屋不但寄托了父辈对儿女的福佑和期盼，而且也凝结了我们这代人的心血和汗水。老屋扩建的地基是我们一担担土从烂泥塘里填起来的；老屋的砖瓦，是我们挖土拌泥一口一块做出来的；老屋的木料，是我们一步一颤从几十公里路远的山里买来的。老屋的一砖一瓦，一木一梁都注入了我们的灵魂，它和父母连在一起，成了一种血浓于水的情节，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漂泊多久，它都会牢牢牵住你的心。可是现在，它已经容不下“从前……”这样的故事了。

    老屋倒了，它倒得悲壮。

    它来到这个世上，本身就先天不足，没有钢筋的支撑、没有水泥的庇护，除了半截经过火炼的红砖外，几乎都是原生态。赤身裸体迎击狂风暴雨，霜刀雪剑。几十年来，尽管伤痕累累，它把眼泪藏在心中，屹立不倒。这次，它拖着摇摇欲坠的病体，与百年不遇的强敌决斗，终于倒下了。就像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面对力量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打出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倒下了。他是英雄！

    老屋倒了，它倒得其所。

    它本是水田中肥土层下的一层粘土，被主人发现后挖掘出来打造成合适的形状，用到了合适的地方，便成了屋。为报主人知遇之恩，它以有限的空间，接纳和承载了主人一家三代人，在这里，它送走了两位坚持与自己相伴终身的老主人；在这里，它见证了少主们一个个成家立业，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在这里，它见证了第三代人的出生成长，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家门。它为主人一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他们搬进新居才了无牵挂地倒下，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来之于土又归之于土，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老屋倒了，它倒得刚义。

    老屋知道，它存在的价值，就是有人居住。“没人住，毋宁死”，这是它的生命信条。自从两位老主人去世后，它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快到了，因为狭小的空间已经无法满足主人一家子孙繁衍的需要。它不想顶着落伍者的代号苟活于世，也不想用残缺不全的病体博得世人怜悯。“士为知己者死”，能够读懂自己生命密码的就是躺在不远处坡地上的两位老主人，于是，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归。

    老屋倒了，它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与离它不远的二位老主人相依为伴，默默地注视着从这里出发四处闯荡的子孙后代。它带走了寂寞与忧伤，留下了质朴与纯真。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把一股浓浓的乡情注入了它所承载过的游子心中，让你牵挂、让你眷恋、让你回归。这种乡情将伴你一生并延续子孙，直到永远。

和父亲坐一条板凳

孙道荣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父亲，将身子往一边挪了挪，对我说，坐下吧。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

    家里没有椅子，只有长条板凳，还有几张小板凳。家里来了人，客人或者同村的男人，父亲会起身往边上挪一挪，示意来客坐下，坐在他身边，而不是让他们坐另一条板凳。让来客和自己坐同一条板凳，不但父亲是这样，村里的其他男人也是这样。让一个人坐在另一条板凳上，就见外了。

    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父子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闷头抽烟。烟雾从板凳的两端飘浮起来，有时候会在空中纠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两个男人，却很少说话。与大多数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样，我和父亲的沟通很少，我们都缺少这个能力。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和父亲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默默无语。①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与其说是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

    父亲并非沉默讷言的人。年轻时，他当过兵，回乡之后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村民有矛盾了，都会请父亲调解，主持公道。双方各自坐一条板凳，父亲则坐在他们对面，听他们诉说，再给他们评理。调和得差不多了，父亲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对双方说，你们都坐过来嘛。如果三个男人都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开了。

    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后来妻子提醒我，一定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伤了父亲。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吗？不是我不情愿，真的是沙发太小了啊。我的心，隐隐地痛。

    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志得意满。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滔滔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②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做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粮食

熊立功

    一个冷得打寒战的深夜，叶子爹爹又回了还带着两个人，破衣烂衫的，腰间缠着树藤。相同的是，都规矩地戴着八角帽，帽子上都绣了用布做的红五星。

    “回来了？”这是娘的声音。

    “嗯，叶子睡着了？”爹爹问。

    “嗯，我给你们做点吃的，看把你们冻的。”

    他们低沉的声音，还是吵醒了在稻草中睡着的叶子。几年来，爹爹总是深更半夜回家，多半是拿粮食。

    娘揭开锅盖，舀上了几瓢水，在灶下点着了火。再扳开地窖，舀出一碗米。

    一个长个子走过去，拿过娘刚要下锅的米碗，从屁股后面摘下一个袋子，倒进去。回头冲娘笑笑：“嫂子，谢你了，这粮食，还是存下吧，随便给我们吃点东西，就行了。”说完，长个子把灶台上的一把野菜倒进了锅里，那野菜是娘白天带叶子去挖的。

    一会儿，香香的野菜味道弥漫了整个草棚，叶子听到父亲他们滋滋响地吃，馋得吐口水。这几年，家里产的粮食都被爹爹拿走了，就是野菜叶子也没有饱餐过。

    乘爹爹他们吃的空隙里，娘拿出针线帮他们缝补起破衣来。娘怕人看到光亮一样，把豆油灯放在灶门口，借着微光做。

    爹爹他们出门的时候，拿走了地窖里的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长个子临出门时，又折回来，走向叶子，叶子连忙闭上眼睛，装作熟睡。长个子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叶子的脸，带着愧意说：“孩子，苦了你啊！”说着，就解开了袋口，也不听爹爹还有娘的劝阻，硬是从中捧出了几捧粮食。并说，“不能让孩子饿着啊，以后解放了，还得靠他们建设新中国哩！”

    叶子不晓得爹爹他们在外干啥，也不晓得爹爹他们为什么连吃的也没有，她只知道爹爹他们总是三更回、半夜走。每一次回来，爹爹总是要带走家里好多东西，或者是粮食，或者是衣物。但，叶子通过爹爹他们和娘的对话偷偷地听到，村子里的大恶霸地主是他们打死的。活该，报应。大恶霸霸占了好多人的田地，还逼死了村子里的几个穷人……能够打死穷人恨的人的人，能够打死没人敢惹的人的人，就是好人！

    第二天，娘把长个子留下的几捧稻谷研成米粉想单独为叶子打一个糊糊汤，叶子硬是把米粉存下了，她想，就是饿死，也要把粮食留给爹爹他们吃，吃饱了，好打穷人恨的人。并坚持和娘吃着野菜，在娘面前，她还吃得格外香。

    吃完野菜，叶子就有劲，就天天陪同娘存粮食。白日，陪娘走村串巷，四处讨米讨饭。夜里，娘俩再把讨来的饭啊菜啊放在锅里炒，放在锅里烘，一直到干，再倒进袋子里，藏起来。

    一个秋末半夜，狂风夹着细沙敲打得门窗瑟瑟作响，睡在稻草里的叶子被吼叫声吵醒。几个持枪的大兵闯进来，在草棚里到处乱翻，逼着娘拿出藏的粮食，嘴里骂道：你个赤匪婆，快把粮食交出来，不然，捂死你……娘不动，也不开腔。那些兵就对她拳打脚踢。

    末了，没搜出粮食的几个大兵就用绳子把娘绑了，带出了门。上前抱扯娘的叶子，被一个兵一脚踢昏过去……

    自那之后，娘再也没回来，巴望了几天几夜的叶子，哭着叫着娘，泪哭干了，喉咙喊哑了。慢慢地，叶子不哭不叫了，她开始一个人做着和娘一起做的事，白日，走村串巷，四处讨米讨饭。夜里，再把讨来的饭啊菜啊放在锅里炒，放在锅里烘，一直到干，再倒进袋子里，藏起来。

    一天又一天，叶子重复着自己做的事。

    又是一个半夜，长个子带着几个人来了，他们依然都规矩地戴着八角帽，叶子看到他们，就扑上去，哭不出声。

    “孩子，苦了你啊！”长个子紧紧地抱着叶子说。

    “我爹呢？”

    长个子低下头，愁了一会儿，看着长高的叶子，说：“孩子，两天前，你爹爹给我们送粮食到前线时，遇到了敌人。为保全粮食，你爹爹把敌人引开了，也把子弹引到了自己身上……你，跟我们走吧？”

    叶子嘴唇咬出了血，老半天，摇摇头，很坚决地摇摇头。然后，默默地把藏的粮食拿出来，交给长个子他们，说：“以后，你们来拿粮食，就找我吧！”

    第二天，荒野上飘动着像一片叶子一样的叶子。那一天，叶子穿着一件绿色的衣服，叶子就成了绿色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