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师

曾宪涛

何老师是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已退休几年，现在和我住一个小区。

每每遇到他，总见他挎个布包，包里凸显出酒瓶的形状。问他干吗去，回答买啤酒，要么回答卖酒瓶。尽管不好意思，还是如实回答。他告诉我他酒瘾很大，现在病重，医生不准喝酒，便改喝啤酒，每天两瓶。

何老师有两个孩子，小的在外地工作，大的是个女儿，好像有点毛病，个子长不高，学习也不行，只上到初中毕业，就在我单位食堂找了份工作，三十六七了还没成家。何老师最操心她。他女儿我认识，她也知道我是她父亲的学生，我去食堂买饭，她会对我笑笑。何老师说，医生说她不能结婚。何老师还说自己是活不长久的，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那天下班回来，妻对我说，何老师老是在咱家窗前转来转去，好像有什么事。我忙站到窗前，果然见何老师又转回来了，他肩上没有挎布包。

我朝窗外说，何老师，有事吗？

我打开门，何老师进来，就在茶几旁的小凳上坐下。我叫他坐沙发，他摆摆手，我拿烟给他，他也摆摆手说，只喝酒不抽烟，接下来问我，结果出来了吗？

他一问，我才想起最近单位要裁员。

裁谁不裁谁，先由基层各部门员工投票，最后再领导确定。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投票选下岗的。

几天来，他们家一直在坐卧不宁的煎熬中等待着今天的结果。

雯雯太老实，也不会为人，投票肯定会被投下来。何老师满面忧愁，不知结果出来了没有？

还没听说。我安慰老师，雯雯那么能干，领导会掌握的，她不会下来。

何老师摇摇头。我忽然想起问，你没找过启华吗？启华是我们单位老总，也是何老师的学生。

何老师说没有。

为啥不跟启华打个招呼？

他叹了口气，那怎么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他再是老总，你也是他老师。

何老师表情极为难堪。看得出他心里的矛盾，既不愿做这种事，又怕对不住女儿。他摇摇头说，当老师的怎么能找学生走后门，她妈这两天一直跟我吵，骂我没用。

我说，你该早提醒我一下，我来跟启华说。

何老师摆摆手，站起身要走，又说，不知结果啥时候能出来？

我说，你等等，我问问启华。

我立刻拨通了启华的电话，问他裁员名单出来了吗。启华问我，问这干啥。我直接问，何老师的女儿雯雯怎么样？那边低声道，没有她。我这里还有人，回头再说。电话挂了。

何老师一直眼巴巴地看着我打电话，当我放下电话告诉他裁员名单没有雯雯时，他脸上两行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妻递给何老师一条毛巾，何老师擦了把脸说，这下放心了，雯雯要是下岗了，我也没法活了。

何老师连声说着谢谢走了。

后来我见到启华时，他告诉我，要是按票数，何雯雯真要下岗了，我给动了一下。我说，何老师说他不好意思找你。

启华说，不找好，不找好，我心里有数。你不要告诉老师，千万别叫老师谢我。

我拿不准该不该把启华动手脚的事告诉老师，在路上遇见老师，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说了。老师听后突然站住，看着我道，我该怎么办？我说，启华说千万别谢他，免得传出去叫他被动。老师怔了怔，说，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何老师就找我来了，说他昨晚一夜没睡好觉，说着从布包里拿出两瓶酒，竟然是两瓶茅台，很老很老的包装。何老师告诉我，这还是你们上学那时候一个学生家长送到我家的，感谢我对他孩子的辅导。当时我没在家，他放下酒就走了。我到底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何老师又说，多少年来，这酒我一直没舍得喝，你拿去送给启华，问问他是把谁换下了雯雯，求求他，叫人家上岗，不然……不然我这往后的日子都不会安心的。

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看着老师那无法拒绝的眼神，只好同意了。

我把酒放在启华桌上，把老师的话对他说了。启华看着酒，看了良久，我本以为他要责怪我，没想到启华对我道，你叫老师安心吧，没人换下雯雯，完全是按票数来的，我根本没动手脚。

我愣住了，转身要走的时候，启华又叫住了我，知道当年这酒是谁送给老师的吗？

我转过头，惊奇地看着启华……

半晌，启华对我摆摆手说，你先回吧，等有时间我和你一块儿去看老师。

生命

巴金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

雪中婚宴

刘成章

    雄阔的陕北高原。纷纷扬扬的大片子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倾倒下来，到处一片洁白。山呀，塬呀，梁呀，沟呀，河呀，路呀，村庄呀，这一切都难以分清，一切都失去了平日里显著的界线。整个世界仿佛都结冻了，没有了一点儿活气。可是，在一户正在办喜事的人家的院子里，人们围着一桌一桌的酒菜，正在动着筷子，正在宴饮。雪就像给简陋的餐桌上铺了一块块洁白的桌布。

    那场面别致极了，所有人的头上都落上了雪，他们的黑发就像浓白大雾中露出的一些模糊的林梢，只有白发老者的头上看不见雪的踪影；人们的蓝的、黑的、花的棉袄，也都被白雪逐渐吞没，而原先的颜色，只留下一丁点儿了。有的人戴上了连衣帽；有的人把大棉袄顶在头上；还有人却被特殊照顾着，主人找来两三把伞让其打着，不用问，那伞下定是些年轻婆姨，怀里还抱着乳毛未褪的吃奶娃娃。

    院子边横着的一根圆木，已经变得又白又胖。

    虽然刚端上来的菜肴顷刻就变得冰凉了，虽然伸出的筷子上都落上了雪花，但是，正在宴饮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紧缩脖子，因为他们骨头里在往常的岁月磨砺中储满了的生命烈焰，此刻正好散发于周身，仿佛周身正需要借此降降温的。

    人们乐滋滋地大声猜拳了。还有人唱起了酒曲。

    但主人还是满怀歉意的。他走上前来说：“唉，天气预报不准确，这雪又来得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出去借帐篷布，抱歉抱歉！”

    众人一哇声地说：“没甚！没甚！其实天冷能让咱多喝上几盅，好事一桩！”

    记忆中，陕北的各种较大的筵席，都是在院子摆开阵仗的——谁家能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窑洞啊！近些年生活好了，不少人纷纷改在饭店举行各种饮宴，那当然显得高档了，优雅了，但是，我却也还是乐见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陕北露天饮宴，特别这是我此生头一遭碰上的雪中婚宴，它是正史野史中都不曾记载过的故事，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我太喜欢它了。它所展示出来的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旷世璀璨，足以让我沉醉三年！

    在这块苍凉的土地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不安逸、不舒适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事情，比如这婚宴中撒在人们头上的纷纷落雪，其实它们每一片都像一把明晃晃的雕刀，它们是在雕琢着强健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望着面前的粗犷质朴的雪中婚宴，我国古代诗家的无数对于雪的精彩形容，注满我的心头。于是，我看见，千朵万朵的梨花，装饰着这一婚宴（梨花有着新娘不敢奢望的婚纱的清纯之色）；千颗万颗的盐粒，正在供婚宴的厨子们煎、炒、炸、烩（好厨子一把盐哈）；千只万只的白蝴蝶，欢舞着，旋转着，飞来，飞来，落在婚宴上每一个诗情盎然的温热的地方（谁不喜欢这喜庆的精灵）。

    一碟一碟的热腾腾的菜肴，不断地放上桌来，而就在这一放之间，已有数不尽的雪花融入其内，给这些菜肴增添了几分大自然的香醇。而人们的筷子夹起的，应是这天地间的精气，应是辈辈祖先们遗传下来的勇于吃大苦耐大劳、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犹如左近的壶口瀑布一样永在沸腾的奋斗精神！

    这精神，与柔弱无缘，与萎靡无缘，与颓丧和消沉无缘。

    我猛然想起了中唐诗人卢纶的《塞下曲》，便向着大伙朗吟道：“欲将丸子夹，大雪满碗筷。”（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引起一片笑声。

    凌空降落的雪花是水在做着最浪漫的游戏吧，它飘飘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接近院落就被沾上了红烧肉和炸油糕的浓香，而它又带着这浓香把每个宾客都塑成了雪人，而众宾客，又以浓香的银白，与雪的院子、雪的村落、雪的山野融为一体。世界上往日纷纭繁杂的色彩，似乎只剩下单一的白色了。

平安夜的愿望

侯发山

    12月24日，儿孙们约好了似的，如小鸟归巢一样从天南海北赶回来，家里一改往日的清静，热闹起来，充满了浓浓的亲情。这才像个家嘛。老焦乐得咧着嘴，嘴巴老半天都合不上。不知道谁说了一嘴，明天是圣诞节，今晚是平安夜。“剩蛋”还有节日？老焦憋住笑，没敢多问，怕他们笑话他没文化。在他们老家，“剩蛋”就是二球，二百五的意思。前年跟小女儿冬去杭州旅游，在岳王庙里，看到“岳母刺字”的铜像后，老焦忍不住说道：“这个丈母娘真狠心!”弄得冬他们几个很没面子，私下没少数落老父亲。

    接到他们归来的消息，老焦早就备好了丰盛的饭菜。大家一落座，一道道菜便粉墨登场了。除了凉菜，都热气腾腾的，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直往人鼻孔里钻；花红柳绿的，耀人的眼睛。老焦发现，儿孙们几乎不动筷子，却都盯着手机。

    老焦忍不住说道：“春，这是你爱吃的红烧鲤鱼。”春是老大。他头也没抬，说：“爸，等会儿，我给老板问候一声。”

    老焦看了看老二，说：“夏，这是你爱吃的拔丝山药。”

    夏只顾瞄着手机，说：“爸，等会儿，我给朋友聊着呢。

    老焦看了看大女儿秋，说：“秋，这是你爱吃的炝冬笋。”

    秋也没抬头，说：“爸，等会儿，我把这批货发走。

    老焦转脸看了看冬，说：“冬，这是你爱吃的糖焖莲子。”

    冬没吭声，看着手机出了神。

    “冬，这是你爱吃的糖焖莲子，趁热吃吧。”老焦以为冬没听见，加大了语气。

    冬点了点头，说：“爸，等会儿，我给同事说点悄悄话。”

    老焦把目光投向孙子小欢：“小欢，这是你爱吃的山鸡丁儿。”

    小欢说：“爷爷，等会儿，我正在战斗，不能临阵脱逃”

    战斗？老焦吓了一跳，旋即明白是网络游戏。他对孙女小喜说：“小喜，这是你爱吃的瓜丝儿。”

    小喜说：“爷爷，等会儿，我把鬼片看完。”

    老焦吆喝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响应。看到有的菜凉了，他就挪动脚步去厨房热菜，一盘又一盘，一趟又一趟。

    小欢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说声“我饿了”然后拿起筷子叨菜。老焦趁机又催促吃饭，大家才不情愿地拿起筷子，一边叨菜一边看手机。

    小欢一边往嘴里塞鸡丁，一边皱着眉头叫道：“爷爷，您爱吃啥菜啊？”

    小喜说：“爷爷最爱吃剩菜!”

    一句话，大人们都笑了。看得出，那笑不是十分的自然。春忙转移话题，说：“大家都许个愿吧，圣诞老人会帮大家实现的。”

    听说圣诞老人要来，最开心的要数孩子。

    小欢说：“我要当班长。’”

    小喜说：“我要当班花。”

    春说：“争取来年当上部门主管。”

    夏说：“明年赚20万。”

    秋说：“到美国旅游一次。”

    冬说：“减肥十斤。”

    轮到老焦了。他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犹豫半天，还是没说话。

    小欢说：“爷爷，圣诞老人真的会来，去年我睡觉前许愿要个新书包，醒来就发现枕头边有个新书包。”

    “真的，”小喜点点头，“我许愿要个蝴蝶发卡，第二天就发现书包里有个蝴蝶发卡。”

    “真的这么灵验？”老焦有点不相信。

    春夏秋冬一律憋着笑，忙点了点头——他们想给老人买点礼物，却不知道老人缺少什么。之前他们给老人买了不少东西，除了吃的，好多都没拆封。

    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老焦说：“我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冬说：“爸，您怎么老想着我们呢？不算，说您自己的。”

    “说您自己的。”其他几个人也随声附和。

    老焦这才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说：“我、我希望自己变成手机。”

    手机？在座的都傻乎乎地瞅着老焦。

    “我要是能变成手机，就能跟你们不离不弃了……”老焦解释道。

（摘自《微型小说月报》，2017年第12期）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