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①谈到美学，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古老而朴素的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一次，我乘地铁上班，在地铁上看到一位小姑娘手中拿着一叠复习资料，口中念念有词：朱光潜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高尔基说，美是主观的；蔡仪说，美是客观的；李泽厚说，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我听着就着急，如此学美学可不行。因为，我能预见其学习的结果：此后她再也不会学美学了。把美学搞得这么无趣，成了干巴巴的几条见解，谁见了也会躲。有人说，美学过时了。__________美学真的就只是如此，__________应该过时。

    ②但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的讨论，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思考吗？我觉得还是会的。看到一朵花，你觉得美。这是花美呢，还是由于人觉得美才美呢？这个问题就在那里，不管你是否承认。

    ③主张“美在客观”的人，会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美，有同观也。见到花，人人都觉得美。觉得它不美的人，是这个人自身的问题：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他今天情绪不好，这两种情况都不影响花本身仍是美的。见，或者不见，美就在那里。但是，在同一类的事物中，谁美或者谁更美呢？客观论者认为，是它在这类事物中客观上存在的典型性，而不是欣赏者对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这朵花比那朵花更美，不是由于欣赏者喜欢，而是由于这朵花长得更“典型”，这里的“典型”可能会被理解成更完美，长得更饱满，如此等等，总之，美的原因在花一边，而不是在人一边。美，由于对象，而不由于欣赏主体。

    ④主张“美在主观”的人，会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花美不美，在于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再美的花，没有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也不能成其为美。这里有着一些复杂的情况。有人说美在趣味：趣味的形成依赖于修养，修养决定了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因素仍是存在的。美的对象有客观性上的规定性，有色彩、形状、整齐、对称，如此等等的特性，只是欣赏者的趣味成为这种对象美不美的最终选择。另有人说美在态度：这时客观因素更少或几乎不存在。同样的对象，可以是美的，可以说不美，完全在于人对它的态度如何。高兴时就山欢水笑，不高兴时愁云惨月，物皆着“我”之色彩。面对一片大雾，你可以感到烦闷怨恨，也可以悟出诗意，看到事物的朦胧美。一念之别，万象殊异。

    ⑤主客观的困惑，引导着美学向前行。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了一种超越主客观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用“经验”来超越主客二分。人与外在环境相遇，于是就产生了经验。经验是第一性的，不分主体与客体。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对经验的反思和认知，区分出自我与对象。因此，主客二分的做法，是一种错觉。主体与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人与世界的第一性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的环境，人又是环境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又互为环境。

    ⑥将杜威的二分法运用到美学上，怎样将审美统一起来呢？比如，对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高山峡谷、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欣赏道路桥梁、绿草黄花、牛羊成群、一只节奏优美的城市天际线，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美，有的不是人的活动结果，有的是人的活动产物。我们该如何审美呢？荒野的美，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人要逃避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城市以及其他一些经过人的改造的对象，也不是人从欣赏自身的力量，而是这些对象的形式意义和展现出来的生活样态。人的审美，绝不是在自然中找人的踪迹，也不是在自然中找不到人的踪迹。正好相反，自然成为美的原因，要从两个对立结论之外寻找。

    ⑦说起美学，往往见仁见智。因此，这一争论要向前行，要升级，避免意气，走向思考，让这种争论引导美学前进。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5期，作者李宗刚）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是注目于现实人生的美学。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韧行走着的民族魂。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优美境界。

（摘自程勇真《“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有删节）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客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材料一：

    汽车工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动力系统里传统发动机和变速箱处于主导地位，多年来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近两年行业里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新四化，包括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新四化给传统汽车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首当其冲就是动力系统，因为新四化首先是电动化，关系到所谓能源革命的问题。

    新四化的出现对整个动力系统的影响非常巨大。传统动力面临了很大挑战，但是从行业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动力系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汽车行业的基本共识是，在较长时间段里，多元化的动力系统会共存，发动机和变速箱等传统动力系统还是会被认为是汽车领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动力系统。

    新能源的动力系统里面也分两部分，从国家定义的角度来讲，一部分是纯电动，另一部分是插电强混，插电强混中也有内燃机，也有电动机。

    就纯电动而言，这块在我国发展非常快速。因为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在全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压力。一方面能源被大量消耗，石油需要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就是对环境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决心来发展新能源的动力系统。从更长期来看，现在很多主机厂都在投资研发燃料电池，也就是氢能源，因为氢能源目前也被认为是终极能源，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在新四化这样一个大变革环境下，动力系统将会多元化发展。因此也需要我们提早布局：一要持续提升传统动力系统的效率，来支撑我们目前作为汽车行业基础的传统动力系统；二要不断发展电动化，包括混动和纯电动：三要提早布局燃料电池氢能源动力系统。

（摘编自《未来汽车动力系统：多元化技术和动力系统并存是大趋势——对上汽集团乘用车技术中心总监徐政专访》）

材料二：

（摘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分析及展望》）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不断增加，消费者的投诉也是络绎不绝。在多个汽车投诉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短、充电难等问题的投诉不在少数，其中，“续航里程锐减”、“续航里程与官方宣传不符”更是消费者们的重点投诉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发生的新能源汽车自燃事件就有几十余起。频发的蓄电池自燃事件，让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甚嚣尘上，也让行业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质量的担忧和焦虑随之增加。“电池是否安全？”俨然已经成为消费者首要担心的问题。

    车坏了没人修，只能返厂更换。如果购买的是国产车倒不用过多担心，若购买进口车，车辆故障需更换零件，只等相关配件配全也得耗上好几周甚至更长；再者，电工类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新能源汽车维修行业技术标准也相对滞后。因此，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和保修维护的方便性等等也频频遭到消费者质疑。

    新能源汽车保值率低，是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主要障碍，也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主流新能源汽车的3年保值率甚至低至20%，也就是说3年后只能卖到原价的20%。总的来说，纯电动车型残值衰减较快，并且根据摩尔定律每18个月的电子产品升级，新能源汽车将可能出现难以预估的保值率变化，中国自主品牌的机会与风险并存。

（摘编自《从消费者权益探析新能源汽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