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报复

雨果·克里兹

    写字台上的台灯只照亮书房的一角。彭恩刚从剧场回来，他坐到写字台前，伸手拿起电话要通了编辑部：“我是彭恩，你好！我又考虑了一下，关于《蛙女》的剧评，最好还是发下午版，因为我想把它展开一些……别提啦！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才打算写一篇详细的剧评。上午版你只要留出个小方块刊登一则简讯就行了。你记下来吧：‘奥林匹亚剧院：《蛙女》上演，一锅可笑的大杂烩：一堆无聊的废话和歇斯底里的无病呻吟。看了简直要让你发疯。详情请见本报下午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措词还不够激烈？这样就行？那好，再见！”

    从他放下话筒的动作可以看出，彭恩的情绪越来越愤慨。可就在这时，他猛然一惊，附近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在光线最暗的角落里，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个人坐在皮沙发里。陌生人蓄着白胡须，身披风衣，头上歪戴一顶礼帽，闪亮的眼睛逼视着评论家。彭恩心里发虚：“你，你……你是谁？”

    陌生人慢慢站起来，从衣兜里伸出右手。彭恩看见一支闪闪发亮的手枪。“把手举起来”那人命令道，彭恩两手发抖。

    “嘻嘻嘻……”那人像精神病人一样笑着，“你这条毒蛇，现在总算落到了我的手里。再有5分钟就是午夜。12点整，嘻嘻嘻……你将变成一具尸体。文亚明，我的宝贝，”白胡子老头扬起头，“我亲爱的文亚明，5分钟后你将报仇雪恨。这条毒蛇将永远闭上它的嘴！啊，你高兴吗，文亚明！？”说着白胡子老头立刻举起手枪：“别动！”

    “听我说，”彭恩战战兢兢道，“请告诉我，你究竟是谁？……我不明白……我对你干了什么？……求你把手枪收起来吧。我们之间肯定有一场误会。”

    “给我住嘴，你这个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你弄错了。我不是杀人凶手！”

    “那么请问是谁杀死了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儿子，亲爱的文亚明？谁呢，彭恩先生？”

    “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儿子！你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

    “我的儿子叫……文亚明·穆勒！现在你明白了吧？”“文亚明•穆勒……我记得，好像是个演员吧？”

    “曾经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而正是你这个无耻的小人毁了他！你在文章里写过他。‘为助诸君一笑，还有一位文亚明·穆勒先生值得提及，因为他的表演，真可堪称全世界最蹩脚的演员。’你竟敢这样写我的儿子！而他，可怜的孩子，去买了一支手枪，自杀了。就是这支手枪，过一会儿将把你送到西天！”

    彭恩禁不住浑身乱颤：“听我说，这并不能怪我……我感到很遗憾……可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你的儿子真的缺乏才华……你明白吗？我本人跟你的儿子并没有仇，可是艺术……”

    “你别再胡诌关于艺术的废话了！你是杀人犯！因此你得死！昨天夜里，”老头压低嗓门，“文亚明出现在我的梦里。他对我说：“爸爸，拿上手枪去找那毒蛇。午夜12点的时候，杀了他替我报仇！否则，我的灵魂将永远四处飘流，不得安身！”

    “可你不能杀我……看在上帝面上……你简直疯了！……”

    老头大声地嘲笑道：“真叫人恶心，你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胆小鬼！一条罪恶深重的蛆虫，半文不值的小人！你那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哪里去了？你那体面威风哪里去了？现在你已面对死神，没有了你，人人都会如释重负。”

    彭恩双手合十，央求道：“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一定要杀我，至少让我能最后给我的亲人写几句诀别的话……并表明我的遗愿。”

    还可以活15秒钟！”彭恩拿起铅笔，在纸片上写了两三行字……

    午夜的钟声响了。

    老头怪叫一声，举起手枪抠动扳机。

    硝烟散后，陌生人扯下自己的胡子，走近彭恩。

    “先生，现在你对文亚明·穆勒的表演才华有了新的看法吧，对不对？看你那个熊样！哈哈……！我想，今后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该会学得谨慎一些了！”

    看着手里拿着铅笔，满脸蜡黄的彭恩，文亚明伸手拿过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道：“亲爱的文亚明·穆勒，你不仅是全世界最蹩脚的演员，而且是头号傻瓜。你戴的假发套大了一号。彭恩。”

大地清明

周伟

    又是一年清明时，我和许多人一样，总是如期而至。

    我们一起向杨里塘的老祖坟山上走去，向青草更青处走去，去赴一场人生的盛宴。祖先们，仿佛都从泥土中醒来，长幼有序，排排坐定，喜笑（yán）开，把酒话桑麻。谈起去年土里的收成，今年的新打算。问起猪牛鸡鸭好不好养，娃儿出息没出息……主事的就一五一十向祖先们禀告，生怕漏掉一丝春天的讯息、大地上的甜美。

    我们做晚辈的，一一跪拜下来，跪成一地嫩绿生鲜的蔬菜瓜豆。祖先们见了，一起好欢喜呀。我偷偷地抬起头来，一眼瞥见奶奶端坐对面。奶奶，还是那般清和、安详，比安详还安详，比温暖还温暖,比美好更美好。

    方圆几十里，谁都知道奶奶。只要一提起她，总有人接茬：喔，善塘铺里的奶奶……过路的，闲聊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见了奶奶只要亲热地喊一声，便能喊出奶奶的笑声，和奶奶的茶水与坐凳。要借个物什，或者手头短缺点油盐钱，只要一开口，都不会落空。碰上吃饭的时刻，还会被硬拽着坐到饭桌上……我问奶奶，你这样有求必应，救苦救难，不就是大家敬奉的观世音菩萨吗？奶奶瞬即用眼神制止我，说，可不能乱说，哪敢比啊？奶奶说，我们是善塘人，善字当头，一心向善才是。你们长大了，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住自己是善塘人，善用其心，善待一切。

    奶奶文化不高，认不得多少字，却把一切都看得清明。每天大清早，奶奶都要我去村头老井挑水。奶奶常说，越早水越清，越早水味越正。小时候挑水的情景，我记忆犹新。第一回挑水，挑了大半桶，水总是免不了淌出来。第二回，少挑了许多，想是不会淌出来了。挑起来，一路轻快，欢喜到家。回过头一看，哟，星星点点，湿漉漉的，怎么淌了一路？第三回，奶奶要我把桶里的水满上，再看看。我依了，竟然没再淌出来。

    每天一早，奶奶总是吱呀一声,第一个推开大门，看得很远、很远，然后，清清朗朗地大声告诉我们：山青水清，人勤水甜，大地清明……

    小时候，奶奶还跟我讲，奶奶是伟宝（我的小名）的奶奶，也是大家的奶奶。有好东西吃，总是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个小孩不漏地散发着。谁家小孩听话了，奶奶就轻轻地摩挲着他的脑袋，不停地夸奖；若是哪个犯错了，也从不偏（tǎn），对我也一样。那个时候，我很是不解，别人的奶奶就是别人的奶奶，我的奶奶就是我的奶奶，怎么也是大家的奶奶呢？

    奶奶还总是那样絮絮叨叨，对我们小孩说：你们还小，要懂事。本事不是娘肚子带出来的，要靠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攒鸡蛋一样，攒足本钱了，心里有底，就会遇事不慌、处变不惊。本事，是壮身的，多了，不压身；少了，挠头掏手心都不行，手心上哪能煎出个鸡蛋来？本事，少不得，也虚不得……爬山时，她也絮絮叨叨，说，要昂首，要挺胸，眼要看前方；向上，向上，再向上，不得停歇。做人做事，都得这样！你们以后要爬的山还会很多很多，要一直保持今天这样的好心情。我们一个个似懂非懂，鸡啄米般的头点个不停。现在，体味体味、琢磨一下，那时的心情，是不是应该就叫“绿色心情”呢。

    奶奶的絮絮叨叨，就如同她的那架纺车，咿咿呀呀地，悠扬而绵长，一直唱到火塘边的油灯快干的时候，还是那样地好听，令人动情。奶奶要走的时候，把我叫到她的床前，絮絮叨叨：“人嘛，一生一世，就两个字，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就好好地生，死就静静地死。心存清明，一世淡好。”奶奶还说，“想奶奶了，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委屈，有什么疑惑，清明那天，都要一古脑儿告诉奶奶，让奶奶放一百个心。”奶奶说得平平淡淡、安安静静……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众生芸芸，置身尘世铅华中，人生看得几清明？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