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优美是人类最早把握的一种美的形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美的最初认识，都是“美在于和谐”，都强调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谐，也就是优美。

    ②优美的基本特征是和谐，是一个事物的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它首先表现为感性形式的和谐统一。优美的事物往往是小巧的，光滑的，逐渐变化、不露棱角，娇弱以及颜色鲜明而不强烈等等。其次它还表现为内容的完整与统一。亚里士多德就强调美的事物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再次，它还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即形式能够完美地适合于内容，内容和形式处于交融无间、互相适应的状态，既不是形式压倒内容，也不是内容溢出于形式。另外，这种和谐还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即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状态中，主体感到了他同外部世界的统一，外部世界成了他的自我的肯定，从而产生一种审美的愉快。

    ③优美的这一基本特征是由优美的本质决定的。美的本质和根源在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真和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矛盾统一，而优美、崇高、喜剧、悲剧等等便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各种具体不同的形态。优美以比较单纯直接的形态表现了这一本质，它表现为现实对于实践的单纯的肯定，而不是二者的对立、冲突和斗争；表现为对于丑的排除，而不是美丑并存的局面；表现为实践的静态成果，而不是实践的艰苦历程。在这里，现实与实践、真与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似乎是处在交融无间、相对统一的状态中，所以在形式上它呈现为和谐与相对稳定，给人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单纯平静的。

    ④优美的这一本质还可以在它的各种具体形态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优美往往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一种融洽的关系与和平宁静的生活氛围，像体现着无私的友谊、贞洁的爱情、亲子之爱等等的各种场景与行动。自然中的优美往往是那些为人们所熟悉所把握了的对象，如花颜月色、珠光宝气、鸟兽虫鱼等等，以及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甚至野外的荒郊小径。艺术中的优美是现实中的优美的能动反映。优美的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般不具有严峻对立、不可调和的性质，而且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优美的诗歌和散文，则是往往摄取一些日常生活小景，集中地表现，在形式上也力求完美和谐。

    “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土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念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交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不过，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

    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土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摘自2018年1月8日《光明日报》13版《文儒》）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

    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每天各种无用信息占据人们的大量时间，使人们非理性冲动增多，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也更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媒体与受众两方面入手，积极寻求对策。

    从媒体角度看，媒体可以利用信息智能匹配技术降低受众的信息接收成本。这项技术以数据分析为依托，使信息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从而与受众的需求相匹配。比如，一些媒体机构根据用户个人需求方面的关键词、以往浏览的相关数据以及学历、职业、爱好等特征信息，进行汇集、整理、跟踪和分析，并根据用户充值、消费、反馈等数据信息，了解和掌握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潜在需求，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虽然公司主要以推广自己服务项目为目的，但这种技术更注重用户的体验和选择，会大大减少许多有意无意强加于受众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受众进行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使其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收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这样的智能匹配模式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和特色化。比如，有的技术可以根据手机定位，确定用户是在办公场所、家里还是旅途中来推送合适的视听内容；还可以根据用户手机的睡眠模式、工作模式等确定推送时间，以及根据某一信息关注度的高低确定是否推送。

    从信息受众角度看，受众需要提高理性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受众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即对媒介本身带来的危害及个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认识的能力。任何时候，受众都要保持对新媒介的主动权、选择权，不能被媒介技术左右，而要学会组织与控制信息和技术。这种主动选择权是建立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基础上的。除此之外，受众还需要加强法律、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养，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是非利弊，并掌握好在新媒介上的话语行为的规范和尺度，从而将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既要推动媒介的技术革新，又要提升受众对信息的批判思考能力。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技术真正为我所用，形成媒介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摘编自马慧茹 冶进海《理性面对新媒介的信息海洋》）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