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题壁涂鸦有好诗

    从数量上看，题寺壁、驿壁、斋壁，是题壁诗的大项，精彩多多，影响也比较深远。南宋偏安后，朝廷避谈恢复，逸乐于歌舞升平，诗人林升讽刺当朝者忘怀国耻只顾享受，曾经写过一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郁闷至深，不形于色，淡淡道来却针砭有力，可作史实诵读。另有无名氏的《题壁》，讽刺也很深刻，“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说临安（杭州）远郊官道上的白塔桥边有“卖地经”（卖地图）的，路过的官员只买《朝京里程图》，以便尽快进京朝拜腾达，对沦陷的中原故土却无人问津。宋朝每十里设置一邮亭，每三十里设置一驿站，“地经”上标识邮亭和驿站通常都比较清楚。此诗似不经意的一问，直刺朝廷官员的苟且，针砭有力，此种冷峻非常的平淡奇崛，最不易作。后人谈诗论史，言及南宋淡忘故土恢复事，多举此二诗，足见其影响。

    古代民间有怨苦不敢疾呼时，或选题壁方式，广而周知，企盼公正降临。因为这些题壁文字大都有不便直言的苦衷，故多匿名，并且以隐字暗喻等手法曲婉出之，聊可舒啸不平。明李应升《书驿亭壁方寿州诗后》有“最是临风凄切处，壁间俱是断肠诗”，展示出题壁诗反映民间苦情的一个侧面，实际上，也点出题壁诗作为诗歌文学表达现实的重要性。

    赋诗题壁，或可看作民间发表诗文的一方阵地，所以时有苛政杂税灾患等反映百姓疾苦而不愿具名的讽世诗，题于楼馆粉壁。官府如果察纳民风，通常会及时采集这些无名氏的题壁诗，作为体悯苦情的仁善之道。题壁，岂止是文家墨客遣怀斯文的私事？知道“有录方有史”的地方父母官，向来不会忽略题壁文化。且不说幸逢诗文家题壁留下的历代佳话，可以光炳地方史志，也应该掂量得出诸如宋包拯《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等正气高标的题壁文化的厚重。自包拯题后九百余年，拜谒肇庆和合肥包孝肃祠者已难以计数。古今拜谒者皆诵读包拯题壁诗以寄托现实，也顺便净化一下容易沾染世尘的风气和灵魂。其意义影响何须赘言，奈何今之旅游胜地，宁可斥资万万修筑惊天动地的天桥地道，却不愿砌墙立壁，让当代的李杜苏黄留题挥洒。

    其实，放眼九州，景点因历代名家佳诗佳题而成为中华著名山水胜迹的，大都流传着地方因题壁诗文而受益的种种好故事，所以文化功德的事，不可轻率断定其大其小，即使沧桑变异，兵燹战祸已致某地自然风景荡然无存，如果题壁诗文尚有著录可查的话，好故事则是镌刻在史册的永久不灭的精彩。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相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联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

    农历已过丁酉年，迎来戊戌年，十二时中与戌对应的是“犬”，因此今年按属相是“狗年”。“戊戌”是依照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传统纪年方法，用干支来排序。

    在中国古代，以干支纪年月日时，源流久远，至少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样长久。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以干支纪日。著名的西周青铜“利簋”铭文中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开始于甲子日的早晨相吻合。也说明当时是使用干支纪日的。至于用地支来纪一日中的时辰，可能迟到汉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重定历法，称为“太初历”，明确将一日夜分为十二时，而以地支为纪，以后一直沿用，所以十二地支又习称“十二时”。

    十二时开始都用文字表述。汉代流行的“四神十二时”纹铜镜上，“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用图像表示，而十二时一般还是用文字。但是就在汉代，也许是为了一般人易于记忆等原因，民间开始出现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习惯。在古文献中，最早见于东汉时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物势篇》，其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用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事实，这证明东汉时期，已存在与十二对应的动物。汉时与十二时对应的动物形象，此后传之后世，又与纪年干支相联系，铺衍成“属相”的概念，人们以代表自己生年干支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属相，一直流传至今。

    到了南北朝时期，代表十二时的动物形象，开始出现于古代墓葬的墓室壁画和随葬的陶俑群之中。例如在发掘山东临淄北朝时期崔氏家族墓群时，曾在北魏时的10号墓中，发现了“十二时”陶俑，这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时期最早的十二时俑。

    就在隋代，十二时的艺术造型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动物原形，增加了拟人化的神异色彩——将十二时像身躯塑造成身穿袍服的人身，但头部是兽形，最初是拱手端坐的形貌，如湖北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的陶十二时俑。到了唐代，在都城长安地区的墓葬中流行随葬十二时俑，它们都已改为拱手端立的姿态，在袍服人躯衣领伸出的脖颈上，长着一张兽脸。

    在东北亚的一些古代国家，深受中国古文化影响，也有以动物象征十二时的习俗。例如在古代日本，在著名的正仓院所珍藏的文物中，还保留有绘有十二时像的布幕，为麻布彩绘十二时像，现在残存的还有龙尾、鸡头、犬足、猪尻和云气，原用于悬于宫殿檐下的“帽额”，应是圣武天皇葬仪时所使用的。圣武天皇卒于756年，即唐玄宗天宝末年。这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摘编自杨弘《喜迎戊戌年》，人名日白2018年2月16日第08版）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材料一：

当前，订单农业正在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尚，在订单农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型试点就是认养农业。我国认养农业刚起步没几年，还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辽宁省盘锦市，率先开创了“认养农业+互联网”的耕种新模式，随后成立国有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辽宁省盘锦市“认养农业”的开展。

湖南思令农品科技有限公司是订单式认养农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过围绕杂交水稻进行认养式农业的探索，旗下司令农品平台在近期更是完成品牌和战略升级，围绕更容易市场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的畜牧业推广订单式农业，认养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司令农品合伙人崔哲解释说，运营司令农品平台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协议等契约为纽带，有机链接了农业产业链两端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而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互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机联系，不但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推动农户调整生产结构和分享农业产业链拓展和市场扩大成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订单式认养农业与互联网逐步进行深度融合，给农业生产销售提供方便，也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随着“订单式认养农业”在全国多地盛行，这一方式也为区域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地方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摘编自2020年11月02日 中国新闻网《司令农品订单式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可能达到2000万亩……

小龙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

稻渔共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史记》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古越人”就过着“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2005年，浙江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迅猛。2015年以来，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联合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关专家，对我国典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行了调研。

研究发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等稻渔共生模式不但可清除杂草、控制虫害、培肥土壤、改善水质，还可促进水稻生长。而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虾”多为非共生模式，对粮食安全、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摘编自《失控的小龙虾，逼近的稻田危机》，2020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

材料三：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实际人均可用耕地不到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而且，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耕地污染较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黑土区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是水稻、玉米、大豆的优势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黑土地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 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受翻耕、旋耕等传统耕作方式的高强度利用，再加之土壤裸露、生态系统退化等原因，导致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能退化，黑土地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东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黑土层变薄、黑土面积减少、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理化性状恶化。因此，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快修复农田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摘编自孙东方《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020年8月《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