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逸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

    小镇上来了一位将军，一位挂着休养的名儿在接受审查的将军。

    我们第一眼看见将军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从心里叫起来：“他怎么会是一个将军呢！”矮小干瘪，一脸打皱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

    将军常常独自一人站在十字街口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下。拄着茶木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段。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他还有很厉害的火气。

    那一天是个假日。在开得刚刚能伸进一只手臂的肉铺门前，人头汹涌，乱哄哄地吵得震天响。

    将军站在老樟树下盯着这一切。突然，他走到沸腾的人群后面，举起那根茶木棍，在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背上敲了敲。这个满头大汗的人，正大声嚷嚷着，他是领取机关配给的，有优先权。现在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马上就从人堆里退出来。“老，老首长，有事吗？”他刚入伍到此地不久，知道这是个老将军

    “哪个单位？干什么的？”

    “驻军炊事班的。”

    一阵沉默。

    “立正——”将军突然一声大喊，这完全规范化的严厉的口令声，一下就压倒了整个街口乱嗡嗡的嗓音。

    口令继续从将军急迫的呼吸中迸发出来

    “向左——转！

    “跑步——走！”

    将军对着小兵跑去的方向，以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着，胸脯强烈起伏。

    十字街口霎时鸦雀无声。好像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约束力量，刚才忘我地拥挤着，冲撞着，喧嚣着的人群，鱼贯地排起了队形。

    不久，镇上发生了一桩极其重大的事件。

    那天，将军来了急病。他蜡黄的脸上淌着冷汗，他刚走进镇医院诊疗室，看到一个妇女拉着护士在哀求：“救救我的伢吧，我赶了三十里路，天还没亮就到了，可现在……”将军伸手触到孩子的额角，立刻缩回来，喊道：“快，快把他抱进来。”随后，他自己一阵风似地扑到医生的桌前：“医生！急诊病人！”

    桌子后面，本镇最高贵的女人，镇长夫人，医院负责人，主治医生，正在给一个远房亲戚听诊。这位亲戚正眉飞色舞地给地数着一笔账——他女儿这次订婚的收入。女医生听得如此入迷，以至于听诊器老半天没有揶动了。听见将军的呼喊，她斜了一下眼：“再快，也得挂号。”

    “我挂的是一号！”农村妇女急忙说道。

    “我问你，这个人挂的几号？”将军指着女医生的远房亲戚。

    “嗬嗬嗬，你是专门寻老娘的麻烦来了哈。我问你，你是这伢子的公还是爸？”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识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了脑袋。

    但是，拐棍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咔啪”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了两截。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全镇。一向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小镇人，脸上居然也有了一种不怎么安分的愠怒之色了。

    很快，一个阴影笼罩了小镇。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逝世了。噩耗宣布的当天上午，将军出现在街口的老樟树下。

    在料峭的冷风中，将军显得异常憔悴。

    “同志们……”他喊着，喑哑的声音听起来觉得陌生。人们默默站住了。他弯下腰，吃力地拉开一个硕大的提包的拉链，露出了一整袋黑纱。然后，他抬起头，突出的喉结艰难地抽动了一下：“请吧……”

    不需要解释。人们不假思索地一个跟着一个，从将军脚前的提包里拿起黑纱，佩戴起来。

    “谁叫你这样做？”镇长的一只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从后面按到将军的肩上。

    ①将军一声不响。

    “我们已经传达通知，基层和民间一律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①。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②将军纹丝不动。

    镇长暴怒地转过身，面对街口，大喝一声：

    “你们都给我站住！把黑纱摘下来！”

    人们惊惶地站住了，但谁也没有动手摘黑纱，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将军。

    镇长朝将军转过身来。

    ③将军连眼珠也没朝他转一下。他脸上有一种漠然的平静。

    “你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等着吧，等着我来打发你们！”镇长扭歪了嘴脸说道。紧接着，他从街口消失了。

    一直到完全看不见镇长了，将军突然张开嘴，艰难地喘息起来，然后，颓然倒下了……

    历史有个坏脾气，喜欢嘲弄极力要驾驭它的人。这一年十月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巨变以后，的确有一些人被打发了。不过，不是镇长所预言过的那些人，而恰恰是镇长本人。对将军的审查也证实了那些罪名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不实之词。

    当我们按照新世纪的蓝图，着手小镇建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为将军建一个纪念碑。但是，该建一个怎样的纪念碑，却吵开了。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位老人挤到人群中间，把他枯瘦的手颤巍巍地举起来，指着那棵老樟树，说：

    “什么纪念能比得上它呢？它老皮斑剥，叫雷轰了顶，但是它根不死！看看吧，这碧绿鲜亮的新枝枝，新叶叶……”

    在老人哽咽着说完这些话以后，我们突然觉得这棵树变成了将军：他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小镇的种种变化。

【注】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下令禁止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一堆苹果

李立泰

四大嘴好早起晨练，顺着小公路，边走边打拳，也没啥套路，就是活动活动筋骨，出身汗，痛快！今天一出村，来到村北打谷场。

其实早没打过谷子了，就轧轧麦子，这两年麦子也不轧了，都用收割机了，到地头吐麦粒儿。但场里还有麦秸垛。

老远四大嘴就看着场里多了堆东西，黎明前天还挺黑的，看不清。他快步走到近前，哇！一堆苹果。这就有点儿意思了，一夜间多出堆苹果，蹊跷。

他蹑手蹑脚躲到麦秸垛窟窿里，观察动静。等到天亮，也没来个人毛儿。四大嘴从麦垛窟窿出来，整整衣服，拍打拍打麦草，庄重地查看苹果现场。

四轮从小公路来到场里把苹果卸下，大部分是散装，有几个塑料袋子装了苹果，围在边上。没袋子的地方用树枝画了圈儿。还写了几个大字：各位乡亲，因有急事，先把苹果卸下。谢谢！

噢，原来如此。

四大嘴有数了，要帮助老乡看好苹果，不能在咱这儿丢了一个苹果。他回家告诉老婆子新发现，老婆子说，憨家伙，还不拉到家来，你先看见的。

他大嘴一撇到了耳门子，娘们儿家头发长见识短，不是咱的东西，能往家拉吗？现在什么社会了？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唉——人家遇到急事了，咱火上浇油？

那你学雷锋？憨头！

对！我去看着，咱也不是思想高学雷锋，应该。他搬了凳子，提了水，来到场里，坐到苹果堆旁边喝水吸烟。

人们陆续出村，见四大嘴在场里坐镇，当了掌柜，哈哈！鸟枪换炮了，四儿！二大牙先走进四大嘴的视野，此时四大嘴眯缝着眼不看来人。

二大牙开腔，四哥，发财了倒腾苹果？说着伸手摸个大革果，在褂子上蹭蹭，张嘴想吃。

四大嘴伸手抢过来，对不起，这不是我的，不能吃。

这里还没平息，五大巴子也来了，伸手捡大苹果。青瓜梨枣见面就咬，吃个尝尝，先尝后买知道好歹。

老五，这不是我的，别吃。俩弟兄弄了个窝脖儿，四大嘴告诉了他们事情的原委。

嗨！不知哪儿的，分了算了。二大牙说，四哥你先见的，你要大半，俺见得晚，俺少要。五大巴子也附和，是啊，这样吧，你百分之六十怎样？俺俩每人百分之二十。行吧？

四大嘴身子一拧，说，不行。咱都不能要。人家有急事，走了，咱不能坏良心。

二大牙说，四哥，良心多少钱一斤？见好的就该抢是不是？

四大嘴说，兄弟们，我不管你们讲不讲良心，现在，我有发言权，别叫我生气，咱还喝酒还是好兄弟。二大牙、五大巴子说，四哥，俺知道了，你是想吃独的。好，俺不沾你光了。二人悻悻地离去。

天色将晚，四大嘴回家抱来被子，晚上睡在苹果旁。第二天还搭了个简易窝棚，吃住在场里。

四大嘴看主人三天没来，报告村主任。村主任表扬四大嘴做得对，没丢咱村的人，我看再等几天不来，要想法处理，不然果子坏了咋办？是啊，现在就有快烂的了。

两天后村主任跟四大嘴决定把苹果卖了，发动村民自愿买。大喇叭一喊，村民蜂拥出村，带着包、篮子来到村北场里。

苹果是红富士，这成色的果子市场价5元一斤，村主任讲明道理，咱按公道价，不能乘人之危。

四大嘴过秤记录，村民自觉把钱往酒箱子里放。

二大牙、五大巴子见村主任到场，没出歪点子，还都买了革果。他俩抽着烟，帮四大嘴整理苹果。不到中午一堆苹果卖完了。

他们帮着点钱，把百元、五十、二十分类放，共卖了15680元。苹果共3136斤。

村主任在斤数、钱数的条子上签了字。好，午饭我请客，去“兔子炖鸡”。

行，俺把苹果钱送回家，马上到。

四大嘴喊住他俩，说，兄弟，你俩知道我为啥帮人家？那年，我去黄河南驮地瓜秧子，遭了大雨，没法骑车子，邓龙村民给我派车套驴拉回来。谁没个三灾八难的？

二大牙、五大巴子笑了，四哥做得对。

四大嘴临走，把酒箱拆了，弄个牌子，写上“拉苹果老乡，村头儿第三门找我”挂到了树上。

（摘编自《广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