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是文化对话的前提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中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在治国上，要做到海涵大量，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提倡包容、立足和谐的时代，多是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社会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关系相对缓和，民众生活安宁平静的时代，多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企图垄断真理、垄断思想、垄断言论、垄断利益的现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包容，拒绝交流，这样的立场、态度、做法，曾使民族陷于巨大的灾难，导致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争斗纷至沓来，后果极其严重，教训至为深刻。

    可惜，直到今日，那种排他性的文化追求、同一性的文明取舍，依然还有市场。在一些人那里，文化自大症，文明优越感，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他们总以为真理在握，总是热衷于扮演“教师爷”的角色，总是喜欢占据着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对其他国家与其他民族指手画脚。这样一来，导致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弱势一方来说，他们主张对话，却无法赞成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对话；他们希望交流，却难以认同只有被动妥协式的单向型接受。所以，这种罔顾历史教训与文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仅无益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而且也会阻碍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在对中国发展道路怀有疑虑、对中国现实政治抱有抵触、对中国文化传统展示存有偏见的人之中，真正持敌视的立场与态度、总在“妖魔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之所以会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包容的思想有关。因为没有包容之心，就很难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意愿，很难去理解并接受异质的文化，就一定会常常处在隔膜与误解之中，也就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去认同并开展正常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老子有云：“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王弼释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其中所揭示的包容之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值得令人思考与借鉴。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们也要明白：“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各美其美”而不能“美人之美”，甚至还竭力丑化他人，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美美与共”的。我们更要警惕：不能在包容中迷失自我，“包容”不能成为迷失自我的迷魂汤，包容与坚守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

    衷心期待，“包容”能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良性互动、共谋发展的一项价值层面上的指导原则。

    （选自《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24版，作者纪宝成）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砍的不如旋的圆

梁衡

    ①“砍的不如旋的圆”，这是我的家乡农民常说的一句俗话。比如你要做一个木球，可以用斧子慢慢地去砍，但总不如在旋刀下飞快地一旋，便又光又圆。我在孩童时就听到这句话，现已过花甲之年还常常想起，可见真理总是颠簸不破，历久弥新。

    ②过去我当记者时经常碰到一些热心写稿的通讯员，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稿，投稿，甚至不远千里来报社送稿，虽命中率极低，但还是乐此不疲。后来又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权力的干部将自己的讲话、随感、日记，甚至文件汇集，一本一本地出书，以为这样就有政绩，有名气，这正是用斧子砍制一个木球。

    ③砍和旋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跳出自我，敢于革新，就隔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就是质的飞跃。

    ④由砍到旋首先是方法的革命。成语言“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是讲意志、恒心，你真的用绳锯木、水穿石，这要等到何年何月？方法不变，隔靴搔痒。往大的说，工具和方法是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往小的说，工具和方法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助推器，是他的生存力。

    ⑤其次，由砍到旋是知识的跃升。你为什么只知道闷头砍，是因为你没有新知识，抱残守缺，还自鸣得意。如计算一道天文数字的大题，人家用计算机算，你却用手算、珠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这样。在别人看来很无聊的文字你却在津津有味地写，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审美知识，不知道什么叫好，总在一个低标准上重复。

    ⑥第三，由砍到旋是规律的掌握，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一个掌握了规律和理论的人一下子就能从根本上判断出这件事该干还是不该干。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在迷着制造永动机，而科学家只须用“能量守恒”四个字就将此事判了死刑。

    ⑦“砍”与“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要跨越必得有“惊险的一跳”。 

⑧我们曾有过因“砍”而败的惨痛教训。大跃进的失败是用战争的方法，来“砍”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是用革命党的理论来“砍”执政。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事还沉湎于这种“砍”的盲目和自豪之中。据统计，我国每年拍1.4万集电视剧，而能播出的不到四分之一，每年出版4300部小说，人们能记住的又有几何？再说到每年的会议、报告、文件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废品之多、废话之多群众早已经看得很发笑了，但还是乐此不疲，继续耐心地“砍”制一件皇帝的新衣。

    ⑨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保守、封闭的误区？原来除方法、知识、理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障碍就是太追求功利，自欺欺人。这样说来，“砍”与“旋”又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这背后又有价值观、人生观在起作用了。

(选自2012年09月04日《人民日报》，有刪改)

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

    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而只剩下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选自廖奔《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