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

废名

    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叫阿毛，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王老大一向以种桃为业，住的地方就叫做桃园。

    桃园的篱墙的一边又给城墙做了，但这时常惹得王老大发牢骚，城上的游人可以随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这是指西山的落日，这里正是西城。阿毛每每因了这一个日头再看一看照墙上画的那天狗要吃的一个，也是红的。

    秋深的黄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园里面有一口井。桃树，长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爱极了。爸爸担着水桶林子里穿来穿去，不是把背弓了一弓就要挨到树叶子。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过这许多的树，不，这一棵一棵的树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浇得这么大吗？她记起城外山上满山的坟，她的妈妈也有一个，——妈妈的坟就在这园里不好吗？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

    阿毛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苔还不如橘子的叶子是真绿！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树的浓荫俨然就遮映了阿毛了！

    “阿毛，进去，到屋子里去，外面风很凉。” “爸爸，你还要上街去一趟不呢？” “今天太晚了，不去，——起来。”王老大歇了水桶伸手挽他的阿毛。

    “瓶子的酒我看见都喝完了。” “喝完了我就不喝。”

    爸爸实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当初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半夜三更还要上街去！家里喝了不算还要到酒馆里去喝！但妈妈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没有回也不应该老早就把门关起来！妈妈现在也要可怜爸爸罢！

    “爸爸，我们来年也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

    “买一些橘子来栽一栽！你晓得你爸爸活得几年？等橘子结起橘子来爸爸进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这样说吗？问他他自己也不答应哩。但阿毛的橘子连根拔掉了。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

    这时月亮才真个明起来，就在桃树之上，屋子里也铺了一地。王老大坐下板凳脱草鞋，——阿毛伏在桌上睡哩。

    “阿毛，到床上去睡。”“我睡不着。”“你想橘子吃吗？”“不。”

  阿毛虽然说栽橘子，其实她不是想到橘子树上长橘，一棵橘树罢了。她还没有吃过橘子。

    “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王老大就闭了眼睛去睡。但还要一句——“要什么东西吃明天我上街去买。”

    “桃子好吃。”

    阿毛并不是说话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如果不是夜里，夜里睡在床上，阿毛要害怕她说了一句什么叫爸爸这样！桃子——王老大为得桃子同人吵过架，成千成万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掌，他一口也嚼得一个，但今天才听见这两个字！

    “现在那里有桃子卖呢？”一听声音话是没有说完。慢慢却是—— “不要说话，一睡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是王老大。

    窗孔里射进来月光。王老大不知怎的又是不平！月光居然会移动，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会亮了起来！王老大怒目而视。阿毛说过，酒都喝完了。瓶子比白天还来得大。王老大恨不得翻起来一脚踢破了它！世界就只是这一个瓶子——踢破了什么也完了似的！

    王老大挟了酒瓶走在街上。

    “十五，明天就是十五，我要引我的阿毛上庙去烧香。”低头丧气的这么说。

    自然，王老大是上街来打酒的。

    “桃子好吃，”阿毛的这句话突然在他的心头闪起来了，——不，王老大是站住了，街旁歇着一挑桃子，鲜红夺目得厉害。

    “你这是桃子吗！？”王老大横了眼睛走上前问。

    “桃子拿玻璃瓶子来换。”

    王老大又是一句：“你这是桃子吗？”同时对桃子半鞠了躬，要伸手下去。

    桃子的主人不是城里人，看了王老大的样子一手捏得桃子破，也伸下手来保护桃子，拦住王老大的手——“拿瓶子来换。”

    换桃子的收下了王老大的瓶子。王老大捧了桃子——他居然晓得朝回头的路上走！桃子一连三个，每一个一大片绿叶，王老大真是不敢抬头了。

    “王老大，你这桃子好！”路上的人问。王老大只是笑，——他还同谁去讲话呢？

    围拢来四五个孩子，王老大道：“我替我阿毛买来的。我阿毛病了要桃子。”

    “这桃子又吃不得哩。”是的，这桃子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但他又低头看桃子一看，想叫桃子吃得！王老大的欢喜确乎走脱不少，然而还是笑——“我拿给我阿毛看一看……”

    乒乓！“哈哈哈，桃子玻璃做的！”“哈哈哈，玻璃做的桃子！”

    孩子们并不都是笑，——桃子是一个孩子撞跌了的，他，他的小小的心儿没有声响的碎了，同王老大双眼对双眼。

1927年9月

谭木匠

墨中白

    泗州城奇人奇事多，出生的孩子叫父亲为爷爷，喊父亲的父亲为爹爹。叫没出嫁的姑娘为小大姐，管小媳妇叫他大姐。泗州城的小大姐和他大姐爱美，梳洗打扮都离不开梳子。

    泗州人买梳子，爱到谭家药铺。谭家药铺不抓药，只卖梳子。开店的老头儿，有人尊称他为谭木匠，更多的人叫他老谭。也曾有人劝老谭，把谭家药铺的门牌摘下，重起个店名，或干脆就叫谭木匠。每次老谭听了微微一笑，也不摇头，更不点头。

    谭家药铺门牌还高高悬挂在店门上，老谭还是不抓药，卖梳子。尽管到谭家药铺买梳子，要把脉，需时间，但泗州人乐意等。据说，有的人患了疑难杂症，抓了许多药没有喝好，用了老谭家的梳子梳头，病竟神奇而愈。

    关于谭家药铺为什么不抓药卖梳子，在泗州城有多个传说。但更多人相信谭家祖上是个御医，因为给皇家抓错了一味药，被赐死。为了不让子孙步其后尘，谭家药铺后来就改卖梳子。是真是假，无人考证，但老谭会把脉看病，是真的。不然，他怎么能治好知府大人的病。事情是这样的，新上任的白知府到泗州城不久，身上起红点，奇痒，还失眠。看遍泗州城的中医，喝了太多中药，可就是不见好。白知府找到谭家药铺，要看病。老谭头直摇，告诉他，只卖梳子。

    白知府问：“你家梳子能治失眠奇痒吗？”

    老谭微微一笑，伸出手说：“想买梳子，就交定钱吧！”

    白知府交钱，让老谭把脉。

    “三天后来拿吧！”老谭睁开微闭的双眼，“还有，你这不是水土不服，没事要到乡间多跑、多看，城外风景养眼哩！”

    白知府的脸就透着红，似信非信。

    说来神奇，按照老谭说的时辰方法梳头，七天后，白知府身上的红点渐渐消失，每晚睡得也香。

    望着手中的桃木梳，白知府百思不得其解，喝许多中药也没治好的病，怎么用梳子梳头发，就把病梳掉了呢？

    白知府想不明白，也不去问，还是按时梳头，经常深入寻常百姓家了解疾苦。从老百姓的嘴里，他知道老谭用梳子帮助许多百姓治好了顽疾，这让白知府对老谭更是高看一眼。

    老谭用梳子去掉病人身上的疾病，民间传说太多。但最让白知府好奇的，是谭家药铺的梳子能让西猪山上的十几号山匪弃刀成佛。如果不是老谭用梳子治好了他的病，白知府是不会相信的。

    西猪山有一伙响马，专在泗宿大道上抢劫过往富商。响马的头目叫跳山彪，此人虽为山贼，但是个孝子。老母亲头晕多天，吃药无效，有人就推荐了老谭。为给母亲治病，跳山彪亲自骑马带着金银登门请老谭。

    老谭也不拒绝，借口说，药铺忙，走不开。

    跳山彪见状，单膝跪地，求老谭前去：“只要治好老娘的病，什么条件都答应。”

    老谭拿着手里的榆木梳说：“见你一片孝心，好吧，就让家中小女随你上山一趟。”

    “这……”跳山彪一脸怀疑。

    “不用 担心。”老谭微笑如佛。

    一杯茶工夫，谭家药铺跑来一匹黑马，马上坐着一身白衣，尽管用白纱蒙面，但还是能看出来是个少年。老谭向跑山彪一挥手：“前方带路去吧！”

    跳山彪心里嘀咕，但还是上马，一路西奔。

    白衣少年上山为跳山彪母亲把脉，完了，走到院子里告诉跳山彪：“两天后，去谭家药铺拿梳子。”

    真是女娃声。望着山路上跳跃的黑马拖着一道尘烟远去，跳山彪自言自语：“行吗？”

    转眼两天过去了，跳山彪准时来到谭家药铺。黑牛梳一把，其余还有十八把桃木梳。跳山彪二话没说，照价，全买。

    一路上，跳山彪想不明白，别人买梳子，需要把脉，连自己母亲也不例外。可他们兄弟十八人，不号脉，还非卖给每人一把梳子。这个谭木匠不是一般的怪。

    回山后，跳山彪用梳子按时帮母亲梳头，七天后，母亲头不晕了。自己和弟兄们天天陪着母亲梳头，却对过往商人视而不见。一想着那事，堵心，还烦。

    再后来，跳山彪和弟兄们陪着母亲，在山上开垦土地种粮，还修了座庙，天天面佛，念经，心静如水。

    跳山彪放下刀剑，数佛珠，泗州人都说是因为谭木匠，可每次老谭听后，微微一笑。

    泗州人这才发现，老谭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位小女孩，天天戴着面纱。有泗州人传说别看孩子小，谭家药铺卖的梳子，全出自她的手哩！

    小女孩会把脉，白知府相信，可她会制作那神奇好用的梳子吗？

    白知府望着手里的桃木梳想，不管真假，但梳子一定出自谭木匠的手。小女孩是老谭的女儿，称她为谭木匠，也没有错。

（选自2015年第3期《小说月刊》，有删改）

画皮

杨海林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叫三坝的小村，那里总共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要抓一个阶级斗争典型，开会讨论了几天，总是确定不下人选——这个村几代人都是土里刨食的主，肚皮尚且牺惶，哪有心事管别的事？

    但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是头等大事，完成不了肯定不行。

    看到村干部犯了难，蒋三爷自告奔勇：“别人有妻儿老小，我光棍一条——还是我来吧。”

    有人愿意背这个锅，村干部当然大喜过望，于是急忙往乡里汇报。

    不久乡里就派来了专门的调查组，里里外外一分析，蒋三爷还真是个有问题的人——解放前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

    按照时间推算，蒋三爷去上海时26岁，正是一身好力气的时候。

    他去干了什么呢？

    村里人都知道蒋三爷去上海的原因是他打死了一个恶霸——这事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没少说——而他到上海后干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人探询。

    调查组的人去蒋三爷家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蛛丝马迹——大热的天，蒋三爷总是穿着长袖的罩衫，袖口儿必定用皮筋束得紧紧。

    难道他的手腕上有什么秘密？

    捋起来看，果然有一块亮亮的疤！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调查组的人很快弄清了蒋三爷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他在上海的时候加入了青帮，那块疤下面，原来有青帮刺下的文身！

    这个结论可不是调查组的人随意得出的，因为手腕上的文身虽然被疤痕遮盖了，可是蒋三爷的后背上还留有一整块的文身。

    刺的是关云长一手捋须、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侧身跨赤兔马的《忠义千秋图》。

    因为后背上的这张“画皮”，蒋三爷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的典型，要在乡里认认真真地开一次批判会，再被送到县里的监狱。

    轮到开批判会的那一天，村里特意放了假，让大家都去现场接受教育。

    以前类似的会议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这次不同，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落下，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蒋三爷后背上的“画皮”。

    遗憾的是那天蒋三爷还是穿了长袖的罩衫，袖口儿用皮筋束得紧紧。

    什么也没看到，村里人由原来的同情和好奇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有几个甚至想冲上去扯掉蒋三爷的罩衫。

    只是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家才不敢造次。

    蒋三爷在牢里待了许多年，当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蒋三爷和我是邻居，关系又极好，他来逗弄我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画皮的事。

    “我那时在上海滩遇到一个文身的先生，他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忠义千秋图》：关羽攒眉瞪眼，三绺长髯却又飘逸灵动——可谓是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青帮的很多人都在后背上刺下这幅图，可那些都是亡命之徒，很难说他们能活多久。这个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忍心那么好的手艺消失，于是就把《忠义千秋图》在我的后背上刺了下来。”

    听蒋三爷这么一说，我更想看看他后背上的“画皮”了。

    可是蒋三爷不给看。

    蒋三爷从来不去村里的浴室洗澡，每天晚上，他都喜欢用我们不认识的药材泡好一木桶水，然后整个人坐进去。

    我曾经问过他，他说这是防止自己的皮肤老化损坏了后背上的“画皮”。

    蒋三爷的本家侄子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家在城里做了大事，后来把蒋三爷也接到城里去了。

    城里可不像我们农村，蒋三爷每天一把澡的习惯只好去浴室里进行了。

    浴室里也会有一些文了身的人，所以起先没有人留意他。

    但是后来，只要蒋三爷一去洗澡，浴室的伙计就会偷偷地打电话。

    他的身后就会多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蒋三爷知道他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不知怎的，他竟然又回到了村子里来。

    我到报社上班的第二年，蒋三爷死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了来，想买下蒋三爷后背的“画皮”。

    经不住软磨硬泡和大价钱的诱惑，蒋三爷的本家侄子同意了。

    可是当植皮医生被请来的时候，他捋起了蒋三爷的罩衫。

    光光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伸过头来瞧。

    真的，蒋三爷光溜溜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选自《中学生阅读》2016年第11期）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鏊子上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有人说，睡不着就数羊，数不到一百头就睡着了，老歪连着几个晚上，都数到一万多头了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转一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去就去吧，住是不会住的，玩两天还是可以的。若是犟着不去，说不定哪一天蹬腿了，会让孩子遗憾终生的。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不少人给他出主意，有的建议他去北京，说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有天安门城楼；有的建议他去南京，说南京有中山陵，有雨花台。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房子买在了河北，每天上班要提前三个小时。唉，上个班就这么远，也真难为儿子了。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恰好老歪当时刚参加过本村的一个葬礼，按农村阴阳先生的说法，不宜再去参加婚礼，就没有去。他们也没回来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儿子说那是问候老爸新年好的。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视频了几次也没见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老歪也不好意思问儿子，当然，更不好意思问媳妇了。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去年村里来了个收破烂的，临走给了老歪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回收公司总经理”。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年龄也不小了，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这个女婿不是外国人，是苏州人，说话也听不懂。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是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