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6年，数字出版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营业收入在全行业中占比继续提高。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85亿元，对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提高7.7个百分点，已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在线教育营业收入增长39.4%，势头迅猛，增长速度在数字出版所属各类别中名列前茅。

    2017年数字教育出版的格局将初步显现，在线教育在垂直领域的模式顺利发展。出版业在教育领域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渐趋深入，出版单位以优质的教学资源为核心，以技术和平台数据为支撑，以数字产品为发力点，构筑完整的数字教育生态。出版单位以更加开放共融的，心态，与技术公司、互联网舟司、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材料二：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17年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获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数字出版用户规模不断上升，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累计用户已达16.73亿。在该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当下不少出版社的发力重点。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持续增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数字阅读率连续八年增长，并且数字阅读付费意愿不断提升，庞大的数字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形成。

    鉴于数字化的趋势，国家层面已在数字出版领域开始布局，其中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数字出版也被纳A了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更是把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予以规划，设计了多个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引导数字出版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今年5月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还启动了20家出版融合实验室、42家新闻出版业标准，部署更加全面、具体、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出版在给出版行业相关公司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挑战也在所难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党委书记尚春明表示，在实际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包括外部环境、观念、机制、人才、资金、技术都会因储备不足而受到很大影响。

    目前互联网仍在快速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等各种技术不断优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魏王山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出版流程，加速进入新闻出版行业，在发行、印刷、数据加工、数字阅读、数字教育等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为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同时人工智能在出版流程的再造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可能，比如语音录入、机器写作、增强用户交互体验等方面，很多新技术和机器在这一行业逐步得到应用。

（摘编自卢扬、郑蕊《数字出版产业累计用户规模超16亿》）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校园欺凌是一种长时间持续、对个人施以心理恐吓、身体和言语侵害的恶意攻击。欺凌让受害者感到痛苦、羞耻、尴尬、恐惧、忧郁，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往往不可逆转。

    欺凌有三大显著特征：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

    校园欺凌的加害方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群体。通常来讲，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肢体欺凌，女生受言语欺凌或性骚扰的比例较大。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有权力、体型、体能等方面的不对等因素，受害者无力进行有效反抗。

    通常有三类学生容易被欺负：言行失当者、弱势族群、异类学生。这些学生大多人际关系不佳，潜在欺凌者会基于情绪（看不顺眼）及工具（钱及地位）目的而展开攻击。受凌者因力量失衡而无力反抗，或害怕被报复不敢告诉他人。这越发会让欺凌者得寸进尺、不断重复。

（选自南方网《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学生？》）

材料二：

    对于欺凌这一社会问题，加拿大一些学生家长和专家有不同看法和主张。有人认为孩子面对肢体欺凌时要打回去，而“停止欺凌”机构的专家则认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暴力升级，有时会造成伤害程度加深。有人认为经历被欺凌可以磨炼孩子的性格，而专家指出欺凌会使孩子失去对他人的信任，损害孩子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影响孩子健康的心理发展。有人也悲观地认为欺凌不可避免，孩子们总会这样做。

    专家指出，如果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一起努力，就可以消除欺凌。欺凌行为可能是模仿家长、电子游戏、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行为。根据反欺凌网站Bullying Canada．ca的调查，93%的视频游戏对暴力行为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孩子会是一个不良的暗示。

报讯（选自新华网《加拿大校园欺凌面面观》）

材料三：

    除了学生自身的因素以外，学校管理与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也对校园暴力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农村学校在各种类型的校园暴力发生率上都要高过城市的学校。

（选自《光明日报》的《有多少校园欺凌不该发生》）

材料四：

    精神医学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对记者表示，不同的孩子被欺负后可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有的孩子会生气、闷闷不乐。有的孩子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怨恨，出现明显的报复心理，而且可能长期存在这种报复心理。还有少部分人遇事总是忍着，但是他心里并没有释然，长时间的压抑会导致其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遭受同学欺负导致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一定要及早去治疗。心理医生会帮他做心理分析、心理辅导，让他去做心理调整，从而找到突破口，让他跳出这个心理阴影。只要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或者药物治疗，还是能够治愈的。”杨甫德说。

（选自《工人日报》的《帮助孩子对校园欺凌说“不”》）

材料一：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用去敦煌，就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的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金碧辉煌；在超级大屏幕上走入《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夜宴……

    在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精准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爆款”内容产品和服务，成为新风尚。

    “在爱奇艺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如果只想看男二号，通过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做到只看男二号的戏份。”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说，通过个性化算法做到千人千面，打开爱奇艺页面都是根据用户观看过的视频的DNA匹配出来的。

    腾讯集团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赵治认为，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无限活力。他举例说：“功能游戏不但有意思，而且特别强调社会治疗，有一种烧伤病人，每天给他用药仍然很疼，但是可以让他戴AR眼镜玩游戏，这样玩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病痛。”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和科技是新时代我国产业创断的两翼。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二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化领域对前沿科技发展和技术利用情况不清楚，科技领域则缺乏手段和路径将人文内涵与技术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

    续超前说，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技术浪潮对文化领域的颠覆影响，形成新一轮的文化科技融合：从单一要素融合走向全方位融合，从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从区域内部融合走向产业链融合，从“文化+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模式升级。

（摘编自张晔《当“文化秀”遇上“黑科技”》，《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5日，有删改）

材料二：

（数据源自《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材料三：

    上周，备受瞩目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峰会为数字中国建设勾勒出美好图景。

    数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期待，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仍需加以关注。国家信息中数字中国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18）”显示，尽管数字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

从单个城市看，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以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数字中国建设持续领跑全国；从我国区域布局的4大板块看，东部地区数字中国发展增速为2.26%，高于中部的2.1%、西部的1.26%和东北的0.89%，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这一判断是基于数据中国大数据监测系统所汇集的5000多亿条数据资源，并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各省区市数字化水平进行的全景式展现与分析。总体看，数字中国的发展态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吻合度。

    为了缩小差距，多省采取多项举措。上周，江西提出将着力培育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一批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一批中小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以及一批智能产业集群；湖北武汉提出将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4大基地建设，年内培育1家以上独角兽企业、500家瞪羚企业、1000家小中型企业和新增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

同时，各地“抢人大战”仍在延续。湖南衡阳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衡阳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河南首次启动“中原千人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中原本土人才发展，形成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相衔接的创新人才开发体系；武汉则通过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诺贝尔奖及世界领军型产业科学家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全产业的人才“金字塔”体系。

（摘编自张倩《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4月30日，有删改）

材料四：

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其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数字中国建设功不可没。按照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到2020年将突破1万亿元。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认为，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进展顺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中国战略过程之中，依然停留在以硬件建设为主，忽视了对政府数据、城市数据应用以及相关价值的激活。全球约有一千万台服务器被闲置，占到市场规模的30%，几乎浪费了300亿美元规模的IT基础架构投资。”同时，王叁寿认为“我国数字中国战略缺乏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的支撑。美国开源技术固然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可形成依赖，我国亟需全面研发关于数字中国战略的相关核高基技术，紧盯短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争取早日实现自主、可控，牢牢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切实保障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摘编自王叁寿《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国网》2018年7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单车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这一创新留给人们的思考仍是略带苦涩的，共享单车的逻辑起点是符合市场期待的，即补足公共服务的细分领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涌入，跑马圈地的商业模式，与有限城市空间的激烈碰撞，“公地悲剧”造成的单车资源巨大耗损，最终将共享单车拖入难以为继的运转轨道。

    共享单车对公共空间无所顾忌地侵占，以解决公共服务难题的名义制造了公共服务难题，是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背离；为了抢占市场，不惜过量供给单车，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也背离了“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对用户押金缺乏合理的管理机制，乃至制造退出的不自由，也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伦理，更进一步重挫品牌公信力，造成用户进一步流失。共享单车在这些颇为基础的规则上走错方向，尽管其表现形态具备令人炫目的互联网诠释，也难以避免今天的这场整体性后撤。

（摘编自《共享单车陷困境：互联网思维不是悬空之物》，2018年11月30日光明网）

材料二：

    共享经济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人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现在又似乎眼看它陷入了某种僵局。

    如今共享单车市场已经从拼投放数量，走向拼服务、拼用户体验，对共享单车的管理也需要摒弃“一刀切”的“禁投”思维，努力挖掘市场潜力和红利，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过去共享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本的自发式推动，现在监管与平台的深度磨合将变得更为重要。

    时间倒流，如果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因政策原因“推迟”10年出现，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恐怕会大不一样。对待共享经济，也应该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共享经济现在或仍难言成熟，但却已经深嵌于社会。

（摘编自《给共享经济弯路“试错”的包容》，201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三：

【注】E为英文estimated（预计）的首字母。

（摘自《2018中国共享单车发展现状专题研究》，2018年12月25日艾媒咨询发布）

材料四：

    从昔日倒掉的数家共享单车企业到今日的ofo，共享出行企业的生死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曾经站在风口的新经济、新业态在资本的裹挟下野蛮生长，快速消耗资本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随着资本的离场，企业因无力负担扩张和运管成本而举步维艰。

    企业需要为投资人负责，也需要为社会负责。倘若企业无法解决无序停放、占用道路等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共享单车的下半场或将提前收场。

    回过头来看，ofo多达1200万的排队退押金用户数字既是共享单车生存困局的铁证，更是共享出行巨大需求的铁证。从这点来看，共享经济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观的，但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押金管理制度，并鼓励采用免押金模式替代，从而走出“押金难退”的泥沼。

（摘编自《“小黄车”可以黄，但共享单车不该黄》，2018年12月24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长征运载火箭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

    长征火箭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4代17种型号。其中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甲5个型号已退役；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号F、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长征四号乙、长征四号丙、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十一号12个型号在役。另有长征五号乙、长征六号甲、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5个型号在研，长征十一号甲1个型号论证中。

    长征火箭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并具备无人深空探测能力。低地球轨道（LEO）运载能力达到14吨，太阳同步轨道（SSO）运载能力达到1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O）运载能力达到14吨。

    截至2019年3月10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发射300次，发射成功率达到95.33％。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300次发射，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的拓路者长征六号火箭为例，2015年它以“一箭二十星”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瞄准国际运载火箭先进技术水平。浑身上下几乎都是新的。很多技术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自主创新成果达十几项。

    据介绍，长征五号突破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和247项关键技术，代表着我国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的高水平，不仅使整个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动国内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

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 王伟童《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人民日报》2019年04月01日）

材料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报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中国火箭的绝对主力，承担了中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报道称，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长征系列火箭的快速进步：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至2007年6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至2014年12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至2019年3月10日，长征火箭实现第三个100次发射，仅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报道称，尽管长征系列火箭也曾发射失败，尤其是2017年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失败。但长征系列火箭接近96％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仍属于先进水平。而且，与前50次发射相比，长征系列火箭后250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在第三个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共将225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97％。特别是2018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37次，并首次位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创下世界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报道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有密切关系。如果革弊兴利得当，这种体制在需要高投入、高协调、高精准但见效慢的航天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报道称，这些年，中国航天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青年人才挑大梁的局面蔚然成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进步的“秘诀”和保障。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