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盆兰花

 季明

    老安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山民。

    老安住在大山里，几间石墙、瓦顶的小屋，屋后是绿浪翻滚的千顷竹海，屋前是一池水波荡漾的山间湖泊，竹海的绿浪跌印在湖泊里，把清可见底的湖水，染成一池温润的碧玉。

    老安非常爱这峰青水秀的大山。

    老安也爱花，每当上山采药时，看见喜欢的花草，就挖回来，栽在自家那用竹篱笆圈成的小院里，有杜鹃、茶花、迎春、野玫瑰、山百合……最多的是兰花，老安栽了二十多盆的兰花。因此，一到春天，老安院子里的花，就开得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年春天，省城一位画家到山里写生，路过老安的家时，眼睛倏地被满院五彩缤纷的花点亮，背着画夹，推开篱笆门，走了进去。

    画家陶醉在花香扑鼻的世界里。

    “你也喜欢花？”正在侍弄花草的老安问。

    “是呵。尤其喜爱兰花呢！”画家在那二十多盆兰花前蹲下来，很夸张地吸吸鼻子，仿佛要把花香全都吸进腹中。

    兰花有的已经开了，有的长满嫩绿的花箭，正含苞待放。

    画家忽然问：“老乡，你这花卖不卖？”

    老安憨憨地一笑，说：“卖啥卖？这些花儿不金贵，都是俺在山里挖的，你要是喜欢，尽管拿去！”

    画家掏出钱，说：“一定得给你钱。”

    老安急忙用手挡住，说：“啥钱不钱的，你也太小看俺山里人了！”

    俩人拉扯了半天，最后，画家被老安的朴实所感动，从画夹里取出刚画好的画，说：“我用这幅画换你一盆花，行吗？”

    老安接过画，一看，画的正是他们山乡的风景。

    画家说：“我是个画家，我叫李致宁。”

    画家选了一盆兰花，抱在怀里，欢喜地走了。

    老安不知道这李致宁是何方神圣，把那幅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它究竟好在哪里，便随手扔在桌上。

    没几天，画家从老安那儿抱走一盆兰花的事，传遍了小山村。这天，几个外出打工刚回乡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来找老安。

    一个人说：“老安叔，你被骗啦，那盆兰花肯定非常值钱！”

    “值啥钱？”老安不解地问。

    另一个人说：“我打工的那个城市，一盆兰花最贵卖到五千多块钱呢！”

    “五千多块？”老安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又一个说：“五千多块算啥？在花卉超市里，有一盆兰花，竟然卖了三万块！”

    “三万块？那是啥兰花？”三万块，老安就是卖好些年的草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老安的手快速抖动起来。

    那人来到院子里，仔细地看了看，指着其中的一盆说：“好像就是这样的！”

    画家抱走的正是这种兰花！

    老安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临走时，几个年轻人说：“老安叔，你真傻，一幅破画就骗了你三万块，打水漂啦，响都不响呢！”

    老安的手飞快地抖啊抖，然后，抱起头，蹲在地上。

    半响，老安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狗日的画家！”站起身，冲进屋里，找到那幅画，咬牙切齿地撕了个粉碎。

    又是一年春天，一个来山里游玩的城里人，走进老安的院子。这个人也非常喜爱兰花。

    城里人指着其中的一盆，问：“老乡，这盆兰花卖不卖？”

老安斜着眼睛，说：“你给啥价？”

    “一百块。”

    老安重重地哼了声，说：“你骗不了俺，这盆少了三万块钱不卖！”

那人惊叫一声：“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盆兰花，顶多值一百块，真的，我不骗你！卖三万，你脑子有病啊？”

老安的眼里冒出火星，说：“别以为俺啥都不懂，去年，一个画家就用一幅画骗走了俺的一盆兰花，值三万块哩，狗日的！”

    “画家？叫啥名字？”那人疑惑地问。

    老安想了想，说：“他叫李致宁！”

    那人睁大了眼睛，问：“李致宁？那幅画呢？”

    老安愕然地看着他：“干啥？”

    那人急急地说：“如果真是李致宁的画，我给你五万块钱，买下它！”那人知道，李致宁是位著名画家，市场上他的一幅画，最少也值十万块钱。

    “五万块！”老安惊叫一声。

    老安的手又剧烈地抖动起来。

    老安的双手剧烈地抖啊抖……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一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北京

（选自《冯至诗文选集》）

【注】①乡愿，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汉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主角

陈彦

    很多年后，成名后的忆秦娥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说她舅回来了。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戏要开演前，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茶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就像两根“筷子”的鼓槌来。“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到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

    娘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躲来躲去，可娘还不停地梳。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么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出门时，舅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其实，招弟也舍不得娘。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说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员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节选自陈彦《主角》，有删改）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高贵的捐赠

    ①这是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场大火，夺去了这个家庭女主人的生命，吞噬了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男主人和他那叫翔子的小孩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逃了出来。

    ②我是在灾难后的第二天去看望他们的，带去了一点点钱，算是对他们的捐赠。在捐赠的人群中，有一对母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俩显然也是来捐赠的，却呆在人群的外围。那个母亲蹲在地上，絮絮叨叨地向那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说着什么，而那小女孩撅着嘴，一脸的不情愿。

    ③我猜测，可能是这位母亲拿了女儿不愿意拿出的东西来捐赠，才引得了小女孩的不高兴。我走过去，才发现自己的猜测错了。那位母亲正在指着地上的那堆东西对女儿说：“你瞧，这被褥，是妈妈最好的被褥。这件衣服，是你爸爸刚买的、最好的一件衣服。我们都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拿来捐给翔子家，你为什么就不能拿你最好的呢?你有那么多玩具，为什么偏偏就拿这个破旧的玩具熊呢?”

    ④小女孩有些局促不安，小声地问：“难道就要将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吗?非得最好的吗?”母亲回答说：“我想是的。咱们能不能不捐这破旧的熊，捐你最宝贝的?”

    ⑤小女孩抬起头来，有点手足无措，但最终还是小声说：“我，舍不得。”

    ⑥停了几秒，小女孩又问：“我要是将我最宝贝的东西捐给了翔子，他还会还给我吗?”我忍不住就插了嘴，因为小女孩提问的样子实在是大可爱了，“当然不会，哪有捐出去的东西又要回来的道理?”小女孩有些不死心，抬头看了看她的妈妈．她的妈妈点了点头，算是肯定我的回答。女孩这才彻底低了头。

    ⑦我们一道走过去，我将准备好的一点点钱交到翔子父亲的手里，说上一两句安慰的话。小女孩的母亲送上带来的被褥和衣物。小女孩慢慢走上前去，拉过满脸泪痕的翔子的手，郑重地、小心翼翼地将她母亲的手交到翔子那只小手上，她的脸色已经苍白，咬了咬嘴唇，再咬了咬嘴唇，然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翔子，我将我妈妈捐给你了，你以后有妈妈了。”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然后嘤嘤地哭出了声，转身跑开了。

    ⑧我终于明白了……

    ⑨我跑出人群去安慰她，她的母亲也追了过来。小女孩抬起头来，满是泪花的双眼定定地看着她的母亲，然后怯怯地说：“妈妈，不，翔子的妈妈，我不是想将你要回来，可是，我还是想亲你一下。你别告诉翔子，偷偷地让我亲一下好吗?”

    ⑩她的母亲一把抱住她，疯狂地吻她。我看到，这位母亲的眼里，噙满了眼泪，满脸都是幸福而又骄傲的神情。她幸福，是因为她的女儿将她当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她骄傲，是因为她的教育有了成果，她女儿学会了捐赠。

    11 我的眼睛也潮湿了，为这小女孩，更为她的母亲。我猜想，她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才能让她女儿明白，她是一个人，不是物品，是不能捐赠给别人的。

12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为高贵的捐赠，它让所有的大人汗颜。面对别人的灾难，我们奉上的只是微薄的关爱和同情，而这小女孩奉上的，是她的整个世界。这也是我看到的最为高贵的母亲，她在她女儿那小小的纯洁的心里种上了爱的种子，开出了高贵的花。

(选自《中学生博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