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材料二：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也称都里，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事，则遣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三：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

——赵翼《蘑曝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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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取得明显成效，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从而使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成为可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宪宗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作为唐朝后期饭有作为的皇帝，宪宗选拔的宰相如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裴度等人都有所建树。鉴于德宗四面出击方针的失败，宪宗改变削藩策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同时，选择易于攻取、基础薄弱的西川、浙西节度使开刀，然后使“五十年不沾皇化”的魏博镇表示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裴度和名将李愬的运筹帷幄，使中央与淮西节度使的大决战取得最后胜利。平定淮西，引起强烈震动，诸镇纷纷献地献质表示归顺，一时朝廷鼎盛，形成了“元和中兴”（806—820年）的局面。

《资治通鉴》称：“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无怪乎后人要称颂宪宗“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了。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概要》

材料一：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君主权力独占基础上的分权辅政为基本特征。君主集权于上、行政体制分权于下的权力制衡体制，①或是实行集体宰相制度，②或是在正式行政体制之外另设机构，以达到分权的目的。

——摘编自赵沛主编《中国古代行政制度》

材料三：

第四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

第四十九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

第五十一条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第五十二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成因探析》

材料二：康乾时期，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亶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闭关自守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

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