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碑与帖

蒋勋

       碑与帖是汉字书法上两个常用的字。“碑”指刀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帖”指毛笔写在纸帛上的文字。魏晋以后，书法界普遍认为“碑”与“帖”分别代表重拙朴厚和潇洒飘逸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

       魏晋之后南北朝形成了对峙局面，书法论述也一般习惯把“碑”与北朝连在一起，称为“北碑”。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主的“帖”，自然就被认为是流行于南朝文人间的“南帖”。比如北朝著名的《张猛龙碑》，苍劲古朴，而“南帖”名作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灵动洒脱，两者大有径庭。

       “碑”还原到原始意义，是指石碑上用刀刻出来的文字。这些石碑文字，最初虽然也用毛笔书写，但是一旦交到刻工手上，负责石刻的工匠难免会有刀刻技法的介入，这就改变了原来毛笔书写的线条美感。《张猛龙碑》字体端方，笔画厚重，许多线条的风格就不是毛笔容易表现的，那是石匠在刀刻的过程中融入了刀法的利落、明快、刚硬。因此，“碑”与“帖”书风的差别，或许并不只是北朝与南朝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石刻，刻于东晋咸康到永和年间，永和九年正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那年。王兴之、王闽之也是王氏家族中的精英文人，但是从墓志石碑的字体来看，却与王羲之书风完全不同。碑文字体方正，拙朴刚健，点捺用笔都明显看出了刻工的刀法，不像“南帖”，却更接近“北碑”。

       笔、墨、纸、砚成为“文房四宝”，如果在汉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汉代始终以竹简书写为主，纸的使用微乎其微。魏晋则是竹简书写过渡到纸帛书写的重要时期，王羲之正是纸帛书写到了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用“纸”、“帛”一类纤细材质书写，增加了汉字线条“行走”、“流动”、“速度”的表现力。汉字在以纸帛书写的晋代文人手中流动飞扬婉转，或“行”或“草”，潇洒飘逸，创造了汉字崭新的行草美学。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运笔的转折，既丰富又精炼，既飘忽又有力，充分体现了“帖”潇洒俊逸的书法风格。

       “碑”是石刻，“帖”是纸帛，从另一个角度看，书法史上“碑”与“帖”的书风问题，或许可以有新的理解新的理解。

（选自《汉字书法之美》，有删改）

与朱元思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陈太丘与友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