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小猫

琦君

    雪积了一尺多高，细鹅毛还在空中飞舞。我披了厚大衣，戴上绒帽走出去，沿着旁人踩过的脚印，一步步向前蹒跚。半个身子没在雪沟中，一片无边无际的白。一只大黑狗，从邻家蹦跳出来，随着小主人在雪中打滚，身上、鼻子上、额头上全是雪。“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真好可爱。我拍拍它，摸摸它下巴，它向我摇摇尾巴。我忽然想起自己的“黑美人”凯蒂，如果我把它带来，它一定只能坐在窗台上，隔着玻璃向外望雪，因为它胆子好小。可是隔着千山万水，我怎能把它带来？现在，我也不必再挂念它了，因为它已经走了，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

    雪地里站着一个中年美国妇人，怀里抱着一只胖圆圆的三色小猫，像有磁石吸引似的，我迈向前去，微笑地问她：

    “我可以摸摸它吗？”

    “当然可以，你要抱一下吗？它对谁都友善极了。”

    我把它抱过来，搂着它，亲它，一对绿眼睛多情地望着我，伸出舌头舔我的手背。它真是好亲昵，如果我也能天天抱着它该多好，我不禁喊了它一声凯蒂。

    “它不叫凯蒂，它的名字是Playful。”

    “噢，Playful。”我当然知道它的名字不叫凯蒂。

    它的主人絮絮地告诉我它的聪明伶俐，讨人欢心。它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野猫，被她收留了。现在，有它陪着，日子过得好丰富、好温暖。

    我也曾有一只小花猫，忽然来到窗外，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向我痴望。我抱它进屋来，喂它牛奶、蛋糕。像凯蒂一样，它坐在书桌上静静地陪我看书。晚上睡在我肩膀旁边，鼻子凉凉的，时常碰到我的脸。可是它只陪了我三天三夜，却忽然不见了。每个清晨和傍晚，在风中，在雨中，我出去找它。千呼万唤……我唤它凯蒂，因为它就是我的凯蒂，可是它没有回来，就倏然而逝。邻居告诉我，野猫野狗到冬天都会被卫生局带走，如无人收养，就打针让它们安眠，免得大风雪它们在外飘零受冻挨饿。我看看怀中的猫，但愿它就是那只小花猫，已经找到了温暖的家，可是它不是的。那只小花猫到哪儿去了呢？它没有在雪中流浪，难道它已经被带走了吗？儿子来信告诉我，凯蒂自从我走后，不吃饭不跳不跑，只是病恹恹地睡，饿了几个月，它就静悄悄地去了。它去的日子，正是这只小花猫来陪伴我的日子，那么它是凯蒂的化身吗？它是特地来向我告别的吗？

    美国妇人还在跟我说她的小猫。我想告诉她，我也有过这样一只可爱的猫，可惜已经不在了。但我没有说，还是不说的好。

    每当深夜醒来，凯蒂总像睡在我身边。白天我坐在书桌前，它照片里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睛一直在望着我，凯蒂何曾离我而去？

    我把小猫还给主人，她向我摆摆手走了。小猫从她肩上翘起头来看我，片刻偎依，便似曾相识。我又在心里低低地喊它：“凯蒂，我好想你啊。”

    海明威有一篇小说《雨中小猫》。那个美国少妇到了陌生的意大利，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懂她的心意，连丈夫也只顾看书，头都不抬一下。她寂寞地靠在阳台上看雨景，看到一只彷徨无主的小猫。她忽然觉得自己想要一只小猫，她就去追它，一边喃喃地说：“我要一只小猫，我就是要一只小猫。”海明威真是懂得寂寞滋味的人。

    好几年前，我卧病住医院时，雪夜就时常有一只猫来窗外哀鸣，它一定是前面的病人照顾过的，但他不能带它走，于是我也照顾了它一段日子。我出院后，它一定依旧守在窗边，等第三个爱顾它的人。

    儿童电视节目里罗杰先生抱着猫唱歌，我记下了几句歌词，我低低地哼着，哼着，我好想要一只小猫。

（有删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像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有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们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①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②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③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④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⑤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⑥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直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幢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⑦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份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的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⑧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⑨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⑩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⑪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⑫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⑬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院墙角或房后面一棵树，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便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有删节）

从梦想出发

铁凝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香雪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女孩子。当我荣幸地接到这次大会的邀请时，当我得知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文明与暴力”时，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了香雪这个渐渐远离我们的少女。那么，就让我从她开始，进行我们的讨论。

那时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我在小说《哦，香雪》那样的一个叫苟各庄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而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

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伙同着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我以为她们是去看电影，问过之后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现在她们是去看火车，她们是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最宝贵的文化生活了。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资的流通，时装的变迁……都因这火车的停留而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火车上的人们永远注意不到这些女孩子那刻意的打扮，那洗净的脚和新换的鞋，可她们对火车仍然一往情深。于是就有了女主角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来火车上乘客的一只铅笔盒的“惊险”。为了这件带有磁铁开关的、样式新颖的、被香雪艳羡不已的文具，她冒险跳上火车去做交易，交易成功，火车也开动了，从未出过家门的香雪被载到下一站。香雪从火车上下来，怀抱铅笔盒，在黑夜的山风里独自沿着铁轨，勇敢地行走三十里回到她的村子。

以香雪的眼光，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当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了香雪的心，不由分说地打破了她那小小的透明的心境。而她那怀抱铅笔盒的三十里的夜路便也可以看作是初次向着外界文明进军的行动了。这样的解释虽说浅陋，到底也还是不错的。但作为写作者的我，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火车不由分说地带来了洋溢着工业文明气味的物质信息，还带来了什么呢？

二十年之后，苟各庄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野三坡的一部分了。而从前的香雪们也早就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懂得了价值。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啊。但也因此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在这时，倘若我们跳出香雪当年仰望火车时的一片深情，我们是火车上的一名乘客或者我们就是火车，也许我们会发现火车它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什么是暴力？把它限制在我这篇发言里，相对于我前边描述过的农耕文明景象，暴力就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与生俱来的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火车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暴力的角色。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们将永远是清纯透顶的可爱。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已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香雪们走出大山富裕起来呢？而当初她们跳上火车，正体现了她们那压抑不住的活力。对新生活的希望就埋藏在这样的也许是可笑的活力里。

在今天，面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不断加深，我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写作者原本无话可说。我愿意拥抱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幸福，哪怕它天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暴力”色彩。

但我还是要说，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而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交替作战滚动向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愿意关注火车以后的乃至磁悬浮列车以后的人类的精神动向，怎样阻挡人在物质引诱下发生的暴力——比方富裕起来的香雪的有些同乡坑骗游客之行为即是一种新的暴力。怎样捕捉人类精神上那最高层次的梦想：唤醒这梦想或者表达这梦想，并且不回避我们诸多的焦灼与困惑。

为什么许多读者会心疼和怀念香雪那样的连什么叫受骗都不知道的少女？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

有位我尊敬的老作家说过：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我想，即使有一天磁悬浮列车也已变为我们生活中的背影，香雪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间温暖和积极的美德，依然会是我们的梦。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而路上的欢乐一定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满足更加结实。

（有删改）

【注】本文为铁凝于2002年7月在加拿大华裔作协主办的第六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