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萧涤非先生能在杜甫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十分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初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地研读革命导师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心胸豁然开朗，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在《杜甫研究》中以相当的笔墨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他说：“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对革命理论的孜孜以求。

    萧先生熟悉研究对象，包括熟悉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曾说，杜甫的《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这样两句，仇兆鳌的注说“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不近情理，不合事实的，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改注为“用谚语”。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自己最初径直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是不科学的，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他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他觉得如果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有些有用的材料是会当面错过的。

    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贯穿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郭老甚至对国内几位有名的学者如冯至、傅庚生等人，自然也包括萧涤非先生，逐一进行了批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郭老的观点不满意，又不能批评，只有保持缄默。萧先生应许多学者、学生的询问，于1979年在《文史哲》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谈了与郭老观点不同的意见。针对郭老说称杜甫为“诗圣”和“人民诗人”毫无依据的观点，他列举陕南歌谣“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留千年存万古”，朱德委员长诗句“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说明杜甫的两项桂冠都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还用大量确凿的事实，纠正郭老对杜诗的曲解，对郭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杜诗艺术性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萧先生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强的说服力，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空气。特别针对郭老这样的权威、名人，萧先生能够言人所不敢言，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学术界高度称赞。

    盛名之下，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萧先生的一贯作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句，在解释其中“群童”一词时，他这样写到：“杜甫《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到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群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过去我把‘群童’全看成穷孩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是很片面的。

    萧先生十分赞赏清代学者黄生“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的话，所以他几乎用毕生精力研究杜甫，即使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仍不能满足。他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曰名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更有意味的是，萧先生将陶渊明“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诗句，改为“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可见他对杜诗执著探索的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

    宋代有位学者提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1978年，萧先生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主编。为完成好这项艰巨任务，萧先生不顾古稀之年、抱病之躯，于1979年夏亲率校注组全体同志沿杜甫当年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主持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84年夏天，校注组赴杜甫故里河南省巩县举行了《杜甫全集校注》座谈会。会议期间，萧先生即兴赋诗两首，其二《重谒邙山少陵墓》写到：“忧国忧民不自忧，东南西北苦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吟骨在邙丘。”

    关于杜甫的墓，相传有四处：湖南的耒阳、平江，河南的偃师、巩县。经过认真考证比较，萧先生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

（选自《人物》1993年第2期孔亚兵文《文学史家萧涤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62年56岁在北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诗刊》发表《人民诗人杜甫》，在《人民画报》发表《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徐恒堂《萧涤非年谱》）②萧先生给我回信说：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吕家乡《怀念萧涤非先生》）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屠呦呦在1970年代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源于当时战争的需要。越南战争期间。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并会同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

    按照当时的部署，“523”项目分了几个研究组，其中临床研究组赴疟疾疫区，观察先期研发出的疟疾预防药的效果；中医药组一方面查阅文献，一方面深入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和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时还在疫区就地试用观察；还有化学合成药组，与药厂合作，进行合成、筛选新药的工作。

    1970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根据她2009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记载，当时他们共筛选了两百多种中药，并终于在1971年10月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

    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了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的《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在《化学学报》发表的《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又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

    人们一度认为，抗疟药物的结构中必须有含氮元素的环才能有效，但青蒿素却完全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长期困扰医学界的对喹啉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在非洲，由屠呦呦主持研发的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商品名“科泰新”），广泛用于抗疟治疗，被誉为“神药”。有人甚至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叫“科泰新”。

    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她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还曾经因为在条件较差的实验室工作，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都积极主动地完成。

    当年的科研人员们的献身精神，在屠呦呦和她团队人员身上等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她们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回忆起当年的行为，屠呦呦说。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取材自林晓娜同名报道）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相关链接：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

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