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短文，回答问题三十年的重量
余秋雨
时至岁末，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按不完的电话中，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姓名，我不由自主地握着电话站起身来；那是我三十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 30 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期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最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 60 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很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钰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他躲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来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道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那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别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的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对的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的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的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的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过十多岁的中学生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的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 30 多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天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日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副贺年卡，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巳磨好浓浓的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正地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 30 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 30 年的酸甜苦辣给你。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越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 30 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的朋友说，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