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各州代表就“全国行政官”的人数和权力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以下为6月1日—7月19日的发言节录：

拉特里奇：赞成把行政权委托给一人，但不能赋予此人宣战和媾和的权力。

谢尔曼：行政官只是把立法机构的意志付诸实施，这一人或数人，只有国会才能委任，且只对国会负责。

伦道夫：坚决反对把行政权集于一人。这是君主制的胚胎，不要以英国政府为模本。为了维护全国行政官的独立，就应该由一人以上担任。

威尔逊：全国行政官由一人担任。若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行政官就应拥有绝对否决权。

巴特勒：赞成设立一人为行政官，但反对授予此人否决立法的全权。难道美国不会出现克伦威尔式人物？

汉密尔顿：主张选举产生一位行政官，他应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

莫里斯：设立行政官的目标之一是控制国会。国会会抓住战争、入侵、动乱等时机扩权。因此需要一位行政官做人民的保护者，抵制由大人物和有钱人组成的国会。

1787年宪法最终确立了总统制，但关于总统权力的争论还在继续。

材料一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到1980年代，他们的主张被英美等国用以改造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英美等国政府通过私有化不断从经济领域撤出，但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依然重要，其首要责任从财富分配和保障平等转变为激励个人的独创精神及财富创造，同时又采取措施以弥补新政策的缺陷。

——据耶金等《制高点》

材料二   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1991~1999年任俄罗斯总统）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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