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材料一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留学生及思想比较开明的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这些媒介进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医过程中是前驱，担当了先锋角色。传教士的到来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创办了中国首批西医院和西医学校，翻译了大量医学书籍报刊，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造福了近代中国社会。

——摘自秦永杰、王云贵《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设施匮乏，传染疫病流行，民众健康水平较低，改变落后的卫生状况，保护更新劳动力，为经济建设做准备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卫生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也被上升到保家卫国的政治高度。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主管机构设置上予以配合。在较低水平的城乡卫生环境条件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能够移风易俗，宣传全新的卫生观念，振奋国民精神，对提升国民体质和实现国家改造具有强大的动员作用。

——摘编自李洁《新时代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促进全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