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明清时期中国棉纺织技术领先，“南京布”一度畅销海外。

材料一：“南京布”得名于明清时期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产地是以松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南京布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在大宗出口商品中输出量居于前列。南京布的热销适逢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两者之间大致承接，堪称丝绸之路的续篇。只是材质从丝绸变为棉花，消费者从达官贵人改易为普通民众。1819年是南京布出口的高点，也是由盛转衰的拐点。南京布的衰退，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抱残守旧、缺乏进取，业者墨守成法，不知改良。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

材料二：早在明代之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织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印度和中国就曾经是主要的经济区域，它们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远超欧洲各地。然而，在1750年之后，欧洲的经济发生了巨变：它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纺织行业率先进入了机械化。到19世纪初，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从全球的生产国转变为欧洲棉纺织品的购买国，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当中，它们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摘编自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一

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二

清朝前期大事年表（部分）

材料三

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