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河北易县找准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把旅游业作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在全省率先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优势产业”等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易县积极推广“旅游+扶贫”模式，把特色扶贫产业发展成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了“旅游经营、旅游务工、旅游产品、旅游分红”四种旅游扶贫业态：通过建立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群众可以自己汗办采摘园、农家乐，可以在“家门口”的园区、商户里打工，可以制作、销售农家特色旅游产品，还可以加入旅游扶贫合作社，以资金、人力、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旅游产业获取分红。

——（摘编自《中国财经时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二：

2002年，江西赣州市规划开发脐橙基地，鼓励引导农户发展种植脐橙。几年后，单家独户零散经营的局限性显露：资金少、无技术、无销路、风险大赣州市高度重视，市里积极引导果农建立16家脐橙合作社，全面推广应用生物防治、测 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实施农资供应、技术培训、管理技术、开拓市场、果品销售“五统一”，同时引进脐橙加工企业，兴建大型保鲜库和分级包装车间，帮助果农包装销售，仅此一项每公斤可增收0.8元由“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增强了果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赣州市积极发挥产业发展对脱贫增收的带动作用，2015年，全市脐橙种植面积157万亩，脐橙产量128万吨，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脐橙产业总产值105亿元，70万果农增收致富，解决了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如今，漫山遍野的脐橙已成为赣州百姓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5日）

材料三：

    贫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能力等层面，背后的致贫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从这个角度看，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从经济维度出发进行政策设计，可能会“治标不治本”，难以确保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因此，应从单一经济维度的扶贫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有效衔接的系统扶贫政策。一方面，要对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给予高度关注，有序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改善；另一方面，应将营养健康、教育、医疗、就业等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有序串联起来，更加注重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地区实现彻底脱贫。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四：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

——（摘编自“新闻网”，2016年11月12日）

材料一：

    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李韵《<非遗法>颁布五年落实情况喜忧参半》，201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李媛《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2017年2月15日《大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殷建光《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南方网）

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城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困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于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遗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五：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当下，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一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我生活的小县城，居民小区就只摆了两个绿色的大垃圾桶，并没有标明哪个是装干垃圾的，哪个是装湿垃圾的。小区许多居民在倒垃圾时，根本不把纸张、餐盒等干垃圾和作为湿垃圾的厨余、果皮等分隔开，而是直接将装满干湿垃圾的袋子统统扔进垃圾桶。由清洁工统一收集拉往各个集中收运点，再由专门的垃圾转运车运往垃圾填埋场处理。清洁公司对住户没有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小区好多住户家里只有一个垃圾篓，出门倒垃圾时，直接提上套在垃圾篓里的塑料袋。垃圾在出门之前就没有分好类。即便一些素质较高的住户自觉把垃圾进行分类，清洁工也是一股脑儿扔进垃圾车。街边放置的垃圾分类桶，清洁工除了把能到废品收购站卖钱的可回收垃圾另行收集外，其它垃圾都统一拉往集中收运点。

    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之所以难推进，表面上看是垃圾分类方式单一造成的，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一方面，建设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并维持正常运转需要较大投入；另一方面，如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转运，需大幅度提高生活垃圾日常处理成本。在没有“硬要求”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小城镇多采取填埋的简单方式处理生活垃圾。

（摘编自《生活垃圾分类，到底卡在哪》，《人民日报》2018年5月30日）

材料二：

    从一些垃圾分类推广相对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将其纳入法治轨道，是影响该项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对于垃圾分类，一些地方作出规定，居民一旦出现垃圾处理不分类的情况，就很可能面临一纸罚单。与之配套的是，一些地方还对生活垃圾分类予以事无巨细的详尽指导，使之内化为居民基本的生活习惯。但是，目前我国有关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主要为激励性质，在督促个人履行环保责任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性、惩罚性规定。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方案》还强调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引领也需要因地制宜、相互配合。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不仅仅是“要我做”，更要巧用规则设计来实现“方便做”。

（摘编自张璁《靠法治手段推进垃圾分类》，《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材料三：

    政府不仅要担负起自身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促进民众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来一场垃圾分类的全民教育，培养民众垃圾分类的意识。

    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首先应该让民众学会辨别垃圾。应按照国家制定的垃圾分类标准，向民众宣传普及各类垃圾知识，让民众在家中就可以对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最终方便回收。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让民众认识并享受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垃圾分类对于环保有着重要意义，所以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对于环保的好处。广东东莞某社区将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开回收，厨余垃圾经过处理之后成为有机肥，社区就每个月向居民派发一次有机肥，供大家在栽花种草时使用；有更多需要的居民可以直接向社区提出，随时领取。由于在处理垃圾的同

    时也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社区的居民更有动力参与垃圾分类。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应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不仅仅是让民众成为垃

    圾分类的执行者，也要吸引民众成为垃圾分类的传播者。比如可以邀请民众参观垃圾回收厂，邀请民众对垃圾分类建言献策……让民众培养主人翁意识，真正把垃圾分类当成自己的事。

（摘编自张一琪《来一场垃圾分类的全民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27日）

材料一：

    “别再吃了，有毒”“注意安全，地铁站被淹”“多一人转发，多一份希望”“扩散！扩散！捡到一张准考证，别耽误孩子高考”……近年来，这类看似是为人着想的“善意提醒”，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有许多貌似关心体贴的“提醒”，实则是一种推销手段，其中也不乏谣言。这些谣言，除了涉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还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政策法规等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高度“贴近性”。

    这些谣言看似“无伤大雅”，但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很多谣言与食品安全有关，出现过“塑料紫菜”“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言反复出现，会给被中伤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据报道，今年年初，“塑料紫菜”谣言就导致多地超市下架紫菜产品，不少经销商退货。当然，比眼前显性危害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此类谣言看似温情体贴，实则误导公众。每一次的欺骗，都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解公众的善意和爱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4日）

材料二：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敬宏分析，“朋友圈”里分享信息的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或同事。在这里转发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出于关心，收到信息的人们往往会收起心中的防线。在这样虚拟的“熟人社会”，谣言就会从这个“朋友圈”跳到另一个“朋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各种以提醒、体贴形式传播的谣言还抓住长辈“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使其自愿转发。传播者出于好心随手转发，往往源于制造者的精心包装。记者发现：有的谣言以“善意提醒”为名，利用公众善心，让人放松警惕；不少打着“科学实验揭秘”“有图有真相”“权威人士透露”等幌子；还有的标题十分惊悚，比如“有毒”“致癌”“致死”等，吸引更多人注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表示，有人纯粹为了追求好玩刺激，故意编造传播一些无厘头信息。把转帖、跟帖多，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想以此成为“网红”，提高自身知名度。有的是利益驱动，个人或机构为了博取眼球，用流量赚广告费。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周千里认为，有的属于炮制谣言以打击竞争对手。商家借扩散谣言向竞争对手泼脏水，以此破坏对手在受众群体中的口碑，意图牟取不当市场利益。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7月24日）

材料三：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逐渐加大了对谣言的治理力度，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网络违法行为。周千里认为，主管部门要把好关，完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对网络谣言做到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通报责任单位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强化打击力度，依法对故意造谣或传谣者给予处罚，增加造谣者的违法成本，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张晋升认为，貌似关心的谣言广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比如公众在健康养生方面存在较大知识缺口。卫生健康部门、科学机构可以鼓励推广正规的科普账号，提供量多质优的科普类新媒体产品。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媒体、互联网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反谣平台，形成辟谣合力。

    从公众角度看，谣言容易流行，说明一些群众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力，有从众、随大流、盲目猎奇的心理，有意无意间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徐敬宏提醒，在收到社交媒体模糊、可疑信息时，不轻易转发，而要与权威媒体进行核实比对。

（摘编自央视新闻移动网201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