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法国国民公会通过法案，于1794年3月11日成立“公共工程中心学校”，由内政部领导。并于1795年9月1日，将学校更名为巴黎理工学校。执政后的拿破仑在视察巴黎理工学校的时候，受到蒙日等学者的倡议影响，通过法案确定巴黎理工学校的办学目标是“传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和制图技术，特别是为炮兵、工兵、路桥、造船、军用和民用工程、开矿和地理等技术性的公立专科学校输送学生”。自此，这所为适应战争需求而创建的新型专科学校，确立了作为基础性学校的功能，而旧王朝留下的高等专科学校则转型为应用学校，从基础学校毕业的学生再到应用型学校加以训练即可成为各种专业人才。

——摘编自周敏娟、周文佳《拿破仑的教育改革思想探析》

材料二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筹划时就非常重视科学课程的设置，但其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变革主要体现在科学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师选聘上。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变革历程集中透射出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大学堂科学教育的变革得益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要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实现了并立与融合，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开始动摇传统治学方式的根基，近代早期的本土科技人才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基于课程改革的视角》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 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民国初年，有识之士主张“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公民教育运动兴起。1922年，公民科正式成为中小学的讲授科目。1937年以后，国民政府加强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公民教育的渗透，公民教育以救亡为中心，强调奉献、牺牲、服从等集体主义精神……1949年以后，公民教育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接班人教育”和“螺丝钉教育”代替。1986年，国家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的，在初中设置公民课程，教学内容强调道德、规范、纪律、集体主义等，但尚未触及国家理念、公民意识、公民习惯和技能。2006年出版的《新公民读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涉及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公民参与技能等内容。多地中小学的公民教育实验逐渐展开。

——摘编自于宁志《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一百年中国公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政府推行以培养顺从的臣民为目标的国民教育，灌输对帝国的爱、民族思想、虔诚信仰上帝和效忠王室的观念。……1920年，德国政府提出平等给予所有公民个体自由和培养公民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教育理念。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权建立特种学校，意图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绝对服从、对元首或领袖绝对忠诚、勇于为纳粹卖命的工具。……1957年，民主德国颁布新的公民学课程和教学大纲，以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保卫国家的爱国义务为特色。二战后，联邦德国掀起“非纳粹化”运动，将民主自由思想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民主政治观念开始在德国扎根……德国统一后，公民教育沿袭联邦德国的教育模式，民主知识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霏霏《德国公民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