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宋之不竞，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王安石)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不多)，良以此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 康有为代人草拟上疏，请废八股。光绪帝虑及各种变法的奏章多为保守大臣反对，此疏交付廷议必引起大哗，于是决定不付廷议，径下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后依张之洞建议，乡试以历代掌故为主，兼及五洲各国政艺，“会试亦如之”。 迂腐的读书人对此“惊怪不知所为”。 书商则“乘时射利，猎取中外时报，补缀成篇，标以俗名，如《三场要诀》之类，获利亡算”。

——杨松等《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