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小说始于唐代，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碎的言论，内容如何，不得而知。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提及“小说家”的名称，但所记之书后世不传。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给“小说家”下了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文言传说故事或名人轶事的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到了唐代，出现了记述奇闻异事的文言短篇小说，名唐传奇。传奇小说产量丰富，除了《聂隐娘》外，代表作品还有《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李娃传》《红线传》《章台柳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梅妃传》《枕中记》等。这些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宋元明三代不少戏剧故事，都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继续演绎创作出来的。

   传奇小说的主人公不尽是鬼神，而多是人。或是才子佳人，或是英雄侠客，总之，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比如《聂隐娘》和《红线传》，主角是参与到地方官吏斗争之中的刺客侠士，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股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斗争仇杀的社会现实；再如《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主角是情路坎坷的世族子弟和妓女，反映了唐代士人以迎娶大家闺秀为荣的等级森严的婚姻状况。大唐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创作空间，使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具有较浓的现实和时代气息。

   虽然传奇小说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加入了很多纯粹想象的元素。比如《聂隐娘》中描述隐娘与精精儿打斗，说是有红白两面旗帜在床的四周击打旋转，后有一人从空中掉下来。又描述空空儿的神术，说是人不能看见他的变化，鬼不能跟随他的踪影，他能从虎穴进入阴间，能用无形攻击有形。再如《梅妃传》中描述梅妃的魂魄进入唐玄宗的梦境，诉说皇上逃难时，自己死在乱兵手中，有人把她安葬在梅树下，随后玄宗前去挖掘，果然找到尸首。这些记述都超越现实，既惊悚又刺激，要说这些可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只能说是纯粹瑰丽奇特的想象而已。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幽怪录》中诸多篇章已经残缺，但编者却认为残缺亦无妨，因为无关风教。明人、清人比较注重道德教化，做文章要有社会意义，即便言及怪力乱神、奇闻异事，也要奖善惩恶，而唐人，是真爱浪漫，爱作不受现实羁绊的无边无际的想象，一面描写现实社会中的人，一面却赋予他们高于现实的特质，不论有无实际意义。

（节选自梁晓菲《从<聂隐娘>看唐传奇》）

茶

     “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而“茶”这个字出现却较迟。在茶字出现之前，荼就是作茶字用的。《说文》：“荼，苦荼也。”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茶经》：“茶之为饮，发之神农氏。”《本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汉代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的记载。说明“茶”这个字，在汉代就有了。

    茶是我国特产，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荣誉，它和我国瓷器一样，简直可以代表中国。我国茶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高。在林林总总的茶叶中，不少是名气很大的，如中国十大名茶：①杭州龙井。龙井属炒青绿茶，向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而享誉中外。②苏州碧螺春。碧螺春茶叶用春季从茶树采摘下的细嫩芽头炒制而成，炒成后的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故名碧螺春。③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主要分布在桃花峰周围。这里山高林密，日照短云雾多，茶树得云雾之滋润，无寒暑之侵袭，蕴成良好的品质。④庐山云雾。庐山云雾芽肥毫显，条索秀丽，香浓味甘，汤色清澈，是绿茶中的精品。⑤六安瓜片。产于皖西大别山茶区，成茶呈瓜子形，因而得名，色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⑥恩施玉露。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对采制的要求很严格，芽叶须细嫩、匀齐，成茶条索紧细，色泽鲜绿，匀齐挺直，状如松针。⑦白毫银针。这是一种白茶，产于福建北部。满坡白毫色白如银，细长如针，因而得名。汤色黄亮清澈，滋味清香甜爽。⑧武夷岩茶。产于武夷山。其主要品种有大红袍、乌龙等，品质独特，茶汤有浓郁的鲜花香，饮时甘馨可口，回味无穷。⑨安溪铁观音。制作工艺复杂，好的铁观音，冲泡后，有天然的兰花香，滋味纯浓。用小巧的功夫茶具品饮，先闻香，后尝味，顿觉满口生香，回味无穷。⑩普洱茶。普洱属于黑茶，因自古以来即在普洱集散，因而得名。普洱茶的品质优良不仅表现它的香气、滋味等饮用价值上，还在于它有可贵的药理作用，因此，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常将普洱茶当作养生妙品。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的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十六汤品》等。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茶经》诞生后茶大行其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明代文人学士认为，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由于茶能益思，所以诗人饮茶成习，对此体会更深。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很有味道：“……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饮誉全球。有文人学士的参与，更显底蕴丰厚、音韵悠长。

（选自《咬文嚼字·汉字趣编之十六》）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选自苏教版必修三《简笔与繁笔》，有删节）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实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  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美美与共

费孝通

    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

    我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要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日本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