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歌中真有价值的，要数乐府歌诗和文人古诗两大类。前者的多向探索，恰为后者的定格定型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府歌诗在两汉诗歌的整个转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 而转型的结穴点则落到了文人古诗身上。

    乐府歌诗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演变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主要之点便是传统“比德式”思维模式的解体。秦汉以后，新兴官僚政治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礼教人伦的全面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尤其民间社会里普遍关注的是各种民生现象，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当地显示了民间歌咏所由产生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的广泛作用下，“因物兴感”的意象思维活动才得以突破“比德式”的框架顺畅地运行，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亦能自由地转化并结晶为诗歌意象，这便是意象艺术开始发达于两汉乐府歌诗的原因。

不过，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在形态上仍是不够完整的。最能体现乐府特色的叙事诗，通常以人物、故事、场面为表现重点，写作主要依靠“模拟”（叙述和描绘的艺术），而非“意象”。至于说理诗，其打动读者的方法往往凭借比喻、夸张、对比、排偶等修辞手段及采用格言警句来阐述道理，有一定的形象性，也称不上真正的意象。乐府歌诗里较能体现意象艺术的，主要是抒情类作品，而其情意内涵似还缺少生命意识的清醒反思。

    现在来看文人古诗。文人创作群体的自觉即意味着诗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形态的诗造就了诗的文学体式，那就是五言诗体。就声律而言，五言诗以“二／二／一”的音响组成节拍，化板重为灵动，变平实为流走，加以奇字句的结末一拍有半个音阶的休止符，正好便于间歇顿宕。这种在整齐中寓有变化错落之致的声律，与汉语以单音节为基干的语言文字性能恰相适应，故而五七言诗终能发展壮大为古典诗歌的主导形式。从语句表达功能着眼，“三字尾”作为意群的组合，天然地适应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自由搭配，进而将整个五言句明晰地划分为“二／三”两个意义段，于是一句诗便能顺畅地表述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

文人古诗还促成了诗歌意象艺术的完形。意象艺术的完形，首先得益于先秦“比德式”思维的解体。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更使敏感的下层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普遍渗入于文人古诗之中。这些作品多表现游子思归的情愫，但不限于单纯思念亲人或感叹失意，常将个人命运提到“忧生”的层面上来思考，成为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让诗歌创作真正成了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而这正是诗歌艺术形象得以明确树立的前提。

（节选自陈伯海《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有删改）

注：“比德式”思维，由孔子开创，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有相似之处，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

    自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困惑于二元论问题：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是大脑中一千亿个神经元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神经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与神经突触的变化改变神经细胞的活性，产生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便产生了意识。大脑的其他功能还包括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身体功能、运动行为、激素释放等。从解剖学角度看，意识是“额外的”脑组织工作的产物。这部分额外的脑组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位于那些调节身体基本功能的脑组织之“上”。因此，小鼠、大象、鲸鱼的意识都比我们人类要少得多。

    大脑工作的结果是“主观的”的吗？不是。它们不过是由大脑特定脑区内神经细胞的神经递质释放和活性改变产生的结果。例如，眼睛视网膜内光感受器细胞——视锥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起反应，“颜色”被编码于这些视锥细胞的电活动里，然后在大脑皮层进行解码。我们看到红色是因为大脑皮层内特定的神经细胞对红色波长的编码进行了解码。各种意识的活动基础都是神经细胞某种特定的功能改变或神经细胞与其他特定脑区的神经细胞进行交流，这些大脑活动就是我们的意识或定性的经验和体验。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可以被反思内省，也可以用语言表述。而无论是反思内省还是语言的基础都是客观的（物质的）。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甚至能使人们对本来具有神秘感的脑——意识（身——心）关系进行彻底的“祛魅”。人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如电极、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神经递质水平的一种方法）、分子检测技术、显微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可以通过行为学检测来测量大脑的工作。越来越精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电生理技术、化学方法等已经开始解读大脑的意识活动。这些观察难道还不能说明意识是“客观的”吗？

    如果说大脑神经细胞活动即意识是一种“共性”，那么个体因具有独特的大脑而具有的独特意识就是“个性”。对于人格、性格等所谓“主观”现象，目前神经科学也可以提供较好的解释。物种、遗传背景、大脑早期发育环境的差异与后来的成长环境或经历共同作用，使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拥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个体甚至可以基于不同的意愿而采取相同的行动。这些意识差异既然都可以由大脑的不同结构和功能来解释，那么，我们为何要称它们是“主观的”呢？

    总之，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二元论的难题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应该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多数相信二元论的学者们在意识与物质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认为意识作为大脑的特性，与物理特性有根本的不同，比如它必然是“觉醒的”或“有意识的”。然而，大脑进行工作其实大多是“无意识的”，却能很好地完成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去完成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

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近二十年来书法发展表面看起来繁荣热闹，展览频频，出版物大量涌现，书法博士硕士培养人数逐年增多，建立多处书法名城等等；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书法最基础最关键的幼儿训练，把它作为选修课，耽误了人生最重要的学书法的阶段。书法这门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成了兴趣和特长。家长希望孩子学书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思想，如在书法大赛中获奖可在中高考中加分等。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文化的承传不是一句口号。中青年一辈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者，对传承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是最重要的坚持者。和前辈相比，他们的坚持未免要艰难得多。中青年书法家不仅需要不断充实和学习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用已有的知识，来适应和感染社会，起到引领的作用。中青年年富力强，承上启下，有充足的精力，有着广泛而集中的话语权。如果中青年不仅从自身做起，还可以用自己的条件，号召和影响更多的人重视国家的“软实力”，那必将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孙晓云（江苏省美术馆馆长）

材料一：

    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建议在居民区等地提供限时摆摊经营的地方，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购买农产品的服务。

    应该说，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面对今年的形势，不妨科学有序地发展“地摊经济”，这是恢复经济的务实举措，也体现了民生情怀。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05月28日)

材料二：

    从宏观经济的大视野看，地摊经济一点也不低端。一者，低收入群体可以藉此获得生计保障、资金积累，从而产生滚动发展的可能。像南方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早些年十分倚重“地摊经济”，而一个个小摊贩也确实是畅通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一旦民间创业的血脉被打通，不仅有助于释放民间被抑制被阻遏的生产力，也必将汇聚成复苏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者，生活的便利性也会极大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增加城市的软实力，擦亮城市的口碑招牌。毕竟，所谓“宜居”，除了山青水绿、文化活动频繁之外，遍地烟火气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此之前，四川成都就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据报道，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两个月来，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此外，浙江杭州、河南许昌也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帮助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等难题来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强力推进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良策解决了很多底层民众的生路，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松绑，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放开了就不管了，必须明确，允许摆摊体现的是政策温度，必要的管理丝毫不能放松。只不过，与以往的严厉整治相比，此次的松绑更多指向精准治理，管理的难度不降反升。对于以往习惯于驱赶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而言，这无疑也是一次考验。

    无论如何，城市允许摆摊都是令人欣喜的施政实践。尽管从政策到现实还会有些波折，“地摊经济”的春天是否来到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弹性令人欣慰。

(摘编自龙之朱《“地摊经济”的春天来了吗》)

材料三：

    黄钟武是一个水果摊贩，由于没有固定摊位，常年只能到处摆摊经营，遇到城管执法人员，就会被赶走。6月10日晚上，黄钟武正在上西街摆摊卖哈密瓜，看到城管后，条件反射地收拾摊位，准备溜走。没想到这次，城管执法人员却告诉他现在允许摆摊，但是要在规定时间段、规定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

    据了解，2020年6月1日起，资阳开始实施《资阳市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作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组织设置临时经营场所，引导经营者进入市场从事经营，并加强监督管理。进入临时经营场所经营的摊贩，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业态从事经营，配备垃圾收集容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如何平衡“地摊经济”和规范管理，这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重大“课题”。

    目前，苌弘广场设立了临时夜市摊区，按照功能分区设置有小吃区、小百货区和水果区，并且在地上画了明显的标线，允许摊贩在17点至21点30分，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音响器材噪音扰民、影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经营者还必须在指定区城按照经营项目规范经营，并实行全天保洁，落实摊位“三包”制度，自备垃圾回收设施，做到人走场清，不留垃圾，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摘编自黄智微《地摊经济：一场“放”与“管”平衡的考验》

我说过我们要发展记忆，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此需要。没有文化的动物中，能以本能来应付生活，就不必有记忆。我这样说，其实也包含了另一项意思，就是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生活需要而决定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刻所接触的外界是众多复杂，但是并不尽入我们的感觉，我们有所选择。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我们并不都看见，我们只看见我们所注意的，我们的视线有焦点，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我说记取，其实不如说过后回忆为妥当。“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测将来之用，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有时这过程非常吃力，所以成为“苦忆”。可是无论如何记忆并非无所为的，而是实用的，是为了生活。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这样说，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