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2世纪的演说家阿利斯提德对罗马城作为商品汇聚地的描绘是：所有的货物，所有现存的和曾经存在的东西，贸易、航海、农业、金属加工，任何曾经创造出来或者生长出来的东西，都在这里汇合。这里看不到的东西，肯定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编者摘译自阿利斯提德的演说《致罗马》英文版

材料二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阖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后汉书·西域传》

材料三 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后，拜占庭帝国依然保持着它的繁荣。公元6世纪，皇帝查士丁尼西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剧了帝国的危机。拜占庭的作用是绝对保守的。命运注定它只是保守，而不是创新。它诞生在一个古老的国度，生活在过去的势力和荣誉的阴影之中，这种势力和荣誉正是它所试图维持和恢复的。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创造力。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国王亲率大军和几百艘战舰，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经过鏖战，君士坦丁堡陷落。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