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高峰。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摘自2017年《光明日报》闫伟《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材料二：1898年，月，清总理衙门相继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均获得批准，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的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布“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2019年3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主任李永全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记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目前，这一方案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支持。”

——至诚财经网2019年3月29曰讯

材料一：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中国近代，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对“华夷之辨”观念的突破，第二次是对“道”“器”观念的突破，第三次则是对传统文化束缚的突破……由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花了34年的时间，第二次思想解放到第三次思想解放又花了20年的时间，使得中国人民无力确立自己的独立道路，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的机会彻底丧失了。

——摘编自张玉福《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进程及启示》

材料一   “民国”之取代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依法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参议院由各地选派参议员组成，行使立法权； 由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行使行政权； 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任命的法官组成，行使司法权。

材料一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三

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宋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