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中包容的智慧

    ①有人说，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怎样通过对话消弭人类的隔阂？这时，一种浸透着宗教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包容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②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新走向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社会形态也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开明。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开放应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从唐僧西天取经到郑和下西洋，从接受佛教到接纳遣唐使，传统中国曾有着对外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显示了中国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③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⑤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他在整理《五经》时，并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孔子被后世誉为“集大成者”，其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⑥中国古代研究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开明的中国更加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在传统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找到和谐，找到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坐标。世界应该感觉到了中国人对于文明对话的自信和迫切。

    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最终将使东西方文化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用平等铺路，无差别尊重。与人为善，尊重个性，交换立场，平等众生——那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那就是多赢共和的结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体现。

中国吉祥文化

    吉祥文化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源起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并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创造手段的丰富及生命意识的增强而越来越曲奇庞杂。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我国吉祥文化同样地也大致可分物体吉祥和行为吉祥两个方面。所谓物体吉祥，主要体现为我国历史众多的传统吉祥物。所谓行为吉祥，则主要表现为各种丰富多彩的祈吉习俗及行为。两者都是以有形的器物或可见的行为表达无形的吉祥观念。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为“四灵”，即龙、凤、龟、麟这四种灵异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之语，郑玄注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据专家考证，这几种动物是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为图腾，东部民族以凤为图腾，东夷中部民族以龟为图腾等。后来由于部落战争，相互联合或吞并，各部落图腾已经复合成为集各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图腾也转变了职能，成为鸟兽鱼虫之畜养，甚而成为保护神，进而成为吉祥物。

    作为祈福的象征，四灵在中国吉祥物天地中最先登场。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蚌壳堆塑的“中华第一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鸟纹，已窥见“丹凤朝阳”的原始雏形。殷代以灵龟兆吉凶。麟在四灵中出现最晚，但春秋战国时已经成形。汉代形成的“四灵”体系，源远流长，至今不衰。

    行为吉祥表现在风俗习惯和行为中。在山东泰山顶上，为了求得后嗣，妇女们将红线、红布条结在小树枝上，或将石子放置在小树杈上，表示向山灵祈求后代。旧时婚嫁，许多地方男女订亲后，男家送女家以“包袱”，里面有布料和其他物品，象征着“包福”。如果同一条街有两家娶媳妇，谁家早发轿谁家为好，这叫“抢福”。

    出嫁那天，新娘落下的眼泪，称为“金豆子”，流得越多越好。入洞房后，新娘要喝面汤，叫吃宽心面；吃红皮鸡蛋，称“一口咬到鸡蛋黄，明年生个状元郎”。新人合卺之前，还要撒栗子、枣、花生，象征早生贵子。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象征体系及民族吉祥物，而且至今还有吉祥文化的创生。比如各种大型的运动会，像奥运会、亚运会或全运会，在其正式举办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吉祥物，作为大会能顺利成功举办的吉兆，受到人们一致的追捧。传统吉祥物与民间祈吉行为、习俗似一对从民族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同胞兄弟，反映了吾国吾民的追求和向往。

（沉利华、钱玉莲《中国吉祥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材料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的门面，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它的成功，也为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展现，活字印刷、太极八卦、千人击缶、夸父追日……大量的传统元素使人应接不暇。我们有着陈列家底的强烈欲望，努力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做了一次减法，主题更为凝练——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何和其他成员会聚在世界海洋里，并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曹卫东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明喻”到“暗喻”的转变——从间接告诉世界“中国像什么”，到直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什么”，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由此，实现从展示“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奥林匹克情感。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依然是“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光“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的故事。比如，____ 。 

这变化源于14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展现了与时代变化的同频共振。时代不是背景板，历史不是几张旧照片，而是切实地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呈现。比如，____。呈现方式上也更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比如，____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尽管也想要展现时代风貌，但对于“时代感”的呈现太过元素化，以为展现了几个标志性的时代场景就算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风貌，其实并未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没能真正反映时代所关注的价值。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构自我、重构世界、重构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变化，所以观众越来越被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所吸引，想从作品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冬奥会开幕式提供了一个示范，时代是生生不息的寻常生活，时代是给予每个努力者以机会，时代是科技改变生活，时代是不断消除隔膜增进了解。

冬奥开幕式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不断促使观众进行探寻。北京市退休警察邓小岚2004年就开始在马兰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办了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北京崇文小学原副校长付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老校长来到阜平县石猴小学支教。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来自贫困地区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冬奥的舞台，用天籁般的嗓音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还有，____ 。这些“幕后故事”“背景线索”使得开幕式可以被反复观看。每一次观看都能带来新的发现，产生新的启迪。

一些创作者经常抱怨观众被网络媒介熏染，胃口越来越刁钻、“太阳底下无新事”，却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他们喜欢情节性强的故事，却对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常缺乏耐心。其实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何主动贴近平凡生活，耐心观察、充分积累，真正做到与人民在一起，从人民出发，是文艺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从2008年奥运会排山倒海般的中国形象展示，到2022年举重若轻的中国精神诉说，中国历经了14年的发展。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因为媒介发展，从精致化走向了碎片化。文艺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领着时代风范。作为中国优秀团队打磨出来的精致文艺作品，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做到了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统一，做到了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的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变得更为具象，更易被世界所接受。它带给当下文艺创作的诸多启示，将深刻影响着未来艺术创作的走向。

(摘编自霍艳《冬奥会开幕式带给当前文艺创作的启示》)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摘编自铁凝《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乡、离土、离家等生活形态，“陌生化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圈层化的“熟人社会”。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塑造了一个个微信社交圈层。变革了传统社交方式，将人们传统的社交路径由“线下”演变至“线上”，将人们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

微信圈层作为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它的参与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加微信好友”的前提是和对方熟悉，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转发、评论往往也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微信圈层相互交叉，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微信圈层建立的目的是信息交互，情感沟通。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圈层”。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组建的社会交往圈子，工作在不同地区的亲属常常通过这些微信群组建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平台，拉近了亲情关系。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拓展圈层主要包括学缘、业缘、趣缘等圈子。学缘关系圈层，指的是以外出求学或外出学习而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业缘关系圈层，指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圈子，或者是由于某项工作而有了工作交集的群体；趣缘关系圈层，指的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而建立起的圈层。所谓“拓展”，是指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微信圈层中的变迁。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差序格局在公私、权力和权利这三个维度奠定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互动秩序，而互联网对差序格局的重塑也势必作用于以上三个方面。

一、具体来讲，网络空间中公私结构的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被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通信和储存成本的下降，互联网击碎了与传统身份相勾连的“准入资格”，公共领域渐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二是网民“由私向公”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差序格局中，“爱无差等”的理念无法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自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私不分”，更令“由私向公”的转换难以实现。而随着社会化媒体普及，个人之间能够凭借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和经验传递，并且私人生活也越发地能在网络上获得完整的展示，个体的情感、困惑以及利益诉求也因此可以迅速地引发关注、热议甚至是声援。

二、在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产生的权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读者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的“书写”来发表评论，他们更能以“转发”或“点赞”的形式来再造文本并重塑意义。实际上，“转发”或“点赞”既是信息的接力和重新编码，又发挥着颠覆权威叙事的功能。有时候，一些“不合常理”的点赞其实是网民以“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差序式的权力，通过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的传统情境和互动秩序，以获得网络社会中的“另类”话语权。

这种“另类”的话语权即“信息权力”。网络社会无疑更加看重信息的流动。于是，信息超越了知识和经验的地位，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发布、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它赋予了每一位网民发言的机会和针对时事的能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信息权力制造出了“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力量，摧枯拉朽式地瓦解了权力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也直观地反映了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威的直接挑战及其效果。

三、网络公民权利的成型与危机、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权利体系。人们的权利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控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所以，权利与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存量相关，却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差序式的公民身份。一方面。网络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进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深化。截至2008年10月，我国有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李永刚说：“我国成为了全球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恢恢法网，无疑反映了我国网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日益健全。”网络社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公民性，这主要归功于权利取向的网络舆论对非正义权力的制约，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网民对公民权利的体悟和学习。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实的公民社会发育仍不够充分，其严重滞后于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刘学民所言：“在西方，网络公民社会仅仅是现实公民社会的一个补充，而在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围绕网络事件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有些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在我国也就不仅是一种生产与生活的工具，它更充当了公民权利的“培养皿”，倒逼着国家逐步调整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打开更多的“机会窗口”，继而创造出不单局限于互联网的多元公民权利。

（摘编自王斌《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崛起与分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