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目前，“中国哲学”与国学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似乎有关国学的研究都可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问世。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想借助国学竭力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谋取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无法明确自身与国学的本质性差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用以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特哲学的理由难以成立。

有人认为，“哲学”是个共名，因此“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  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却似乎忽略了类似的共通之处也可以存在于“哲学”与文学、艺术或宗教之间。

    还有人认为，哲学是某种文化的核心，没有哲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未断，因此必有“哲学”这门学问。这类说法，大约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样板而得出的一个非普遍的结论。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承认，且至今还有认可中国的Philosophy并以之作为终生研究事业的人。的确，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西方耶稣会士所作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1687年）似乎是最早用“Philosopher“（哲学家）一词来称呼孔子的文献，但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充满主观性的、非专业性的传播，使当时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都先后一度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了解都很有限，不能用来证明中国自古就存在与西方Philosophy一样的学问。虽然现当代西方有一些学者终生钻研所谓中国Philosophy，但他们的研究多不为西方Philosophy界的同行所看重。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这种判断中国哲学之成立的方式，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还有一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Philosophy，而且还优越于西方。但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滞留在他们对西方传统Philosophy的批判态度上，而同时深入他们批判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觉，他们所用的批判方法及问题意识都是典型西方Philosophy式的。拿海德格尔来说，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思想”而非“Philosophy”。但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统治了西方Philosophy几千年的理性、逻辑之思。他批判西方传统Philosophy并非将其彻底抛弃，而是要揭示其缺陷，为更正当的理性和逻辑重新奠基。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曾有哪些思想经典对西方式的理性与逻辑做过清晰而系统的阐明论证。因此，借助作为西方传统Philosophy之叛逆者的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讧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甚至优越性，无并于缘木求鱼。

    有人担心，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类似于西方的Philosophy，就等于否认中国古代思想有对人生真理、生命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精神的思索和追求。其实，古希腊有了艺术和宗教之后，Philosophy还会发展出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三者同样都能实现对人生真理和终极精神的追求，但与艺术和宗教不同的是，唯有Philosophy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这种人类所独具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掘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而艺术主要通过直观和知觉，宗教则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西方Philosophy所表现出的这种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其必要的典型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西方Philosophy可称之为“典型哲学”，而凡是这种典型特征表现得不充分、不明显的其他哲学，诸如中国“哲学”则可称之为“非典型哲学”。

    若要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哲学，就必须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的真正共通而同时又与艺术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作为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把握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认为我们也拥有作为一种独特哲学的“中国哲学”，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Philosophy的学习和训练，以培养我们本来并不擅长的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能力。

    这样的学习，不但不会瓦解中国传统思想，消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借鉴、吸收、转化传统思想的智慧和优势，真正建构起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中国哲学。

做人和做事

周国平

    ①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公正地审视自己，既不护己之短，也不疑己之长，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他哪怕在全世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淡然面对哪怕来自全世界的误解和不实的责骂。

    ②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③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二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因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④人生在世，既能站得正，又能跳得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跳得出是站得正的前提，唯有看轻沉浮荣枯，才能不计利害得失，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说站得正是做人的道德，那么，跳得出就是人生的智慧。人为什么会堕落？往往是因为陷在尘世一个狭窄的角落里，心不明，眼不亮，不能抵挡眼前的诱惑。佛教说“无明”是罪恶的根源，基督教说堕落的人生活在黑暗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相反，一个人倘若经常跳出来看一看人生的全景，就不太会被那些渺小的事物和次要的价值绊倒了。

    ⑤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比如一个办事员，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即使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他也会百般刁难，以显示他的重要。而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一切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名声等，都具有这样的效应，能彰显其拥有者的善和恶。

    ⑥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必须加上真实，才成其伟大。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精神上的伟人必定是坦诚的，他们足够富有，无须隐瞒自己的欠缺，也足够自尊，不屑于用做秀、演戏、不懂装懂来贬低自己。

（选自《周国平文集》，有删改）

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住的地方并不大，房子的装修也很简单、朴实。这栋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还有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裂缝。（黄奔《我和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的交往》）②粱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梁思礼院士自述》）③梁思礼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刘茜《访梁启超之子梁思礼》）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充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几百件有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