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

赵冬

    我是在北方那座俄罗斯式的城市里长大的。

    那时候，教堂顶的白雪，尖楼上的钟响，紧裹黑衣的修女……无不诱惑着我对神秘殿堂产生不着边际的遐想。

    外公是天主教徒，对耶稣十分虔诚。他不仅自己信教，每周还要领儿孙们去教堂礼拜和做弥撒。他与教堂的老神父交情甚密，神父待人谦恭、和善，小孩们都喜欢围着他蹦呀跳呀，或听他讲圣经故事。

    神父是外公的挚友，也是两个舅舅的教父。闲暇时常来家里与外公聊天，对饮，一瓶酒，四碟菜，多至深夜。谈得投机便与外公同榻而眠，情同手足。两个舅舅才十八、九岁，对教父更是顶礼膜拜，言听计从。

    外公的兴趣很广泛，爬山、钓鱼、打猎、打拳、下棋、舞文弄墨……没有他不好的。有一次去雪山打猎，一熬就是半个月，结果还真打死一头黑熊，一个人把熊用爬犁拉了回来。他在人前最得意炫耀的是那件火狐狸皮大衣，据说是件宝物。外公说穿上它就是在雪地里睡上三天三夜也冻不死。这件大衣是用好几百只红狐狸皮缝制的，我猜，皮大衣一定是很值钱的。

    秋去冬来，北方的大地又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冰雪。天气冷得能冻掉行人的下巴颌，松花江被冰雪封了顶。外公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人，他不听家人劝阻，拿着鱼具到江面上戳出一个冰窟窿，下网捞起鱼来。从清晨到黄昏，家人见这么久未归，便去人寻找。江面的冰上摆着鱼具，却不见了老人。

    全家人慌慌张张地奔到江边，望着冰窟窿里蒸腾出的寒气哭号不停。人们都说，一定是老头子捞鱼不慎跌进冰窟窿里了。

    由于未捞到尸首，外公的丧事也只好草草举行。尽管这样，还是赶来了许多人，都是他各界的朋友，人们大都受过外公的恩惠，希望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忙前忙后，里外张罗得最欢的要属老神父了。分家的时候，他把我大舅拉到一旁，对他说：“告诉你，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爹在那边呢……”他用手指了指天空：“他蹲在雪地里，一丝也不挂呀！我看见他身体直打颤，好可怜呢！”

    第二天，教父伏在二舅耳朵上，神秘地说：“孩啊，昨夜你爹又托梦给我，他说那边天冷，他快被冻死了……”

    两个舅舅像两只傻鹅，呆呆地望着教父，不知如何是好。

    翌日，教父又来到我家，告诉舅舅说外公梦中委托他把那件狐皮大衣给捎过去。

    舅舅不敢怠慢，急忙取来大衣，让教父拿走了。

    做礼拜的时候，教父满脸慈祥地拍了拍大舅的肩，眨着眼睛说：“你爹接到大衣穿上了，还夸你是个大孝子呢……”几句话说得大舅轻飘飘的。

    可是，没过几天，外公突然活着回来了。四邻震惊不小，家人欢天喜地。

    原来，那日外公在江面网鱼，几网下去，不见半个鱼星，来了脾气。旁边正好有位老渔翁经过，便赌气扔下鱼具，随老渔翁到江下游用大网捞鱼去了……

    从此，教父再也没到家里来过。外公到教堂几次，教父均以病相避。一连好几年，外公怕教父难为情，也就换了一个教堂做礼拜。

    记得外公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这件事。他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对大家说：“……唉，真没想到，一件破大衣，竟伤了一位……老朋友。罪过呀！……”

酥皮糖糕

文/张凯

    一绝巷紧靠淮河码头。因淮源人没有忘记王拐子门前那块“清宫御点”牌匾，楞是把酥皮糖糕当做一绝。

    就像天津卫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过桥米线一样，一绝巷的酥皮糖糕也是有历史典故的。若不，县志办的人也不会左三番右五次地来找王拐子，非要他在地方美食这一章节里，把酥皮糖糕的来龙去脉说个仔细不可。他做人也同他制作糖糕一样，斤是斤两是两，从不含糊。他清楚，虽说这“清宫御点”的牌匾挂在了自家门前，可王家并没有资格独享专利。

    光绪年间老佛爷慈禧路经这里时，为她做糖糕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他们都早已作古，一个是王家的先人，另一个便是对门街坊仇俊发。为争这块匾额，两家人明争暗斗了几辈子。自从王拐子被爹打跛了腿，仇家人带着痴恋上王拐子的独生女儿远走他乡，这“清宫御点”牌匾才算稳稳当当地挂在了王家的门口。如今，挂着它招揽一下生意倒还可以，真要是白纸黑字地入书立志，王拐子自觉问心有愧。

    王拐子如果不说，这酥皮糖糕的故事怕真的就要失传了。晚清时节，这巷子口原本有两家糖糕铺子，做出的糖糕各有特色，难分伯仲。刚好那一年老佛爷巡游四方，船泊码头，她一时心血来潮要品尝一下民间小吃，王仇两家便遵旨把糖糕奉上龙船。那天老佛爷玩得高兴，胃口大开，把仇家的糖糕一口气吃了三个，连声称好，端上王家的糖糕时，不知为何她只咬了一口便放下了。自此，王仇两家糖糕孰高孰低算是被老佛爷的金口玉牙一咬定了音，“清宫御点”的牌匾此后便一直挂在仇家门口。

    王拐子自小就能体察到王家人对仇家人的敌视。他倒觉得仇家人蛮好，仇家的糖糕也蛮好吃的。尤其仇家妮子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常引得他伸着脖子往街对面望。她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会动那么大的肝火。那天，他只不过想给仇家妮子送一担荆山白乳泉里担回来的泉水，还没挑到仇家门口，竟被发了疯似的老爷子失手打残。人丁不旺的仇家无意再与王家对峙，一天夜里便搬出了家什人去屋空。

    残了腿的王拐子更是倔强，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报复了只剩他一根独苗的老爷子。

    对面新开了一家糖糕店。店主是个中年汉子，姓卜，朝鲜族人。这店一开，王拐子的“清宫御点”便一日不济一日。这天趁顾客多的时候，王拐子也混进店里看了一眼，一看顿觉耳目一新。小店洁净温馨，雪白的桌布，锃亮的桌椅，墙壁上挂着些极富民族特色的小饰品。为糖糕佐餐的是口味极佳的朝鲜族咸菜、辣白菜、道拉吉……还有白白嫩嫩的豆腐脑。姓卜的店主认出了王拐子，热情地请他就坐，叫上糖糕小菜让王拐子品尝指点。王拐子本意是来刺探情报，这一来倒叫他愈加羞愧。店主说本来在延边生意做得挺红火的，可寡母年纪越老越怀旧，非要回到淮源开店不可……王拐子一震，刚咬了一口的糖糕掉在桌上。店主并未察觉，仍旧侃侃而谈。他说办这店全凭阿妈早年的手艺，只不过后来融进了打糕的做法，多了几道工序，口感就更没说的了。

    王拐子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店门的。从此一绝巷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做过糖糕。他家门上的那块“清宫御点”牌匾也不知何时摘掉了。

    这日，王拐子从城郊的荆山白乳泉里挑了一担泉水下来。此刻他才明白了老爷子当年为何下那狠手。用这泉水和面炸出来的糖糕格外酥软香甜，仇妮的手艺虽然无人能比，但细细品尝口味还能觉出水管子的铁腥气和自来水里的消毒剂味。王拐子一瘸一拐地挑担走过一绝巷，当要叩响卜家大门时，万千感慨涌心头。嘿，送这一担水，竟然足足走了半个世纪。

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暂，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

    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微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衷情奉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结果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

    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

    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神医

顾文显

    “他是哑巴？”邬先生用下巴朝对面的板凳扬了扬，示意匪首坐下，然后脑袋转向了一直在旁啰嗦的师爷。

    “邬先生！”师爷满面惊恐 ， “这是我们山寨的大瓢把子（寨主），你怎敢瞎说！”

    “他更是病人！”邬先生冷冷地噎了一句 ， “看来病得不重，还有心思在这里摆谱。”

    “嗯——”匪首鼻子一哼，截住了师爷想说的话。他起身换上一副笑容，“听说神医邬先生您一针救活过娘儿俩，特意登门求治。”

    “那是人娘儿俩命大，不是我的手段。”邬先生也笑笑，“诊金随意，带来了吗？”

    胡子头儿那个气呀，这世上还有敢朝他要钱的，这人天胆！他把嘴角朝桌子方向一撇，师爷小跑着出去，很快，捧回两封银元放在桌上。

    “我这些日子……”匪首想诉说病痛之苦。

    “这回到你装哑巴的时候了。”邬先生一挥手，“我看病从来不问病人，问了就不会看了，把手伸过来。”

    匪首恨得心尖尖痉挛，暗说，病好了再说。

    邬先生把脉、开方。然后定定地注视着匪首，盯得这位杀人如麻的魔王心里没了底。“不用再来第二回了。不过，你这病去不了根。十年之后的今日必犯，那时你还找我。我活着，不废话了；我死了，还有老婆孩子会告诉你如何医治，那时才或许一次去根。”

    匪首相约十年后见，点头哈腰地离开了。

    邬先生坐回原处，冲老伴哼了一声：“生前他是犯不了病了，这药一次去根。我如此说，就是防他病好了报复。”

    邬先生是远近闻名的神医，为人耿直，好像跟这世道格格不入：富人求治，必须得先付丰厚诊金，有时还要听他训斥；而穷人钱无论多少，他是一视同仁，除有病危者，坚持先来后到，你钱再多，也要等候，连匪首那杀人魔王都得听他摆布，何况别人？

    这天先生去邻村给一穷人的母亲看病，人都奄奄一息了。见屋内锅空灶冷，他大骂接他来的男子：“不孝逆子，要把娘冻死呀！”直到一针扎下，老太太有了说话的气力，才替那“逆子”道出实情：娘是继母，母子同时患病卧床，见继母病危，儿子才挣扎着请先生，哪有力气劈柴生火？邬先生大喊惭愧。自己心思只在老人身上，怎么就没看出她儿子也是重病之人？于是慌忙赔礼，给儿子也扎了针，嘱咐他躺下不动，自己去劈柴、煮粥，直忙活到鸡叫。诊金分文不取，身上没带钱，说声事后打发人送点心意来，这才踏着薄霜，踩着一路鸡啼回家。

    来到家门，遥见门外候着许多抄手跺脚的人。原来他昨天一夜未归，病人白等了，所以天不亮便来抢先求治。

    邬先生再困也不敢歇息，忙招呼大家进屋取暖，他饭也不吃，就忙着给人看病。

    刚看过三个病人，维持会的童委员几乎是把门撞开的：“邬先生，会长肚子疼得满炕滚呢，您赶紧跑一趟吧。”

    邬先生手按在一个病人腕上，不满地说：“有这工夫，你不能去召人把他抬来？这么多人候着，你一句话就把我叫走，这分明是往会长脸上抹屎！”

    童委员只好转身回去。抬了赵会长来时，邬先生已经看过了七八个病人，

    邬先生给会长诊完脉，开了药方：“你肚子里长虫子了，不是好玩意儿。我是说那虫子。这药中有砒霜，切记，看准了秤，少一毫也不中。”嘱咐七遍，一遍比一遍口气重。

    会长被抬走了。老妻怪他：“一个汉奸，你这么关心，不怕旁人恨你？”

    “我是郎中，没有马虎的规矩。”

    四面树敌、草木皆兵的赵会长越想越觉得邬先生不怀好意。他想，你打算弄死我，我偏不上当。于是，把毒药减量一半，果然，肚子不疼了。

    会长差人请邬先生来，当面答谢，其实是让他看看，本会长不是说弄死就弄死的。

    邬先生听罢经过，当即大哭：“我嘱咐七遍你不听，虫子只是药昏，再醒来，就是神仙也没救了！”

    一月后，赵会长再次被抬往邬先生药铺。先生急忙摆手：“赶紧往家抬，晚了就死外头了。”赵会长死后，邬先生关上门，在自家里哭。

    老妻说：“你不是盼他死吗，哭什么？”

    “我后怕，怕他不减量，救一个万人恨的汉奸，我可就是罪人了。”

    “怕他减，你还一遍遍嘱咐？”

    “那人多疑，不嘱咐到七遍，他还真就不减了。”邬先生自得地摇头，“身为郎中，我若擅自减量，岂不有失医德？这可是他自己减的。”

在警报声里

郁达夫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传来了一阵人力跑车滚动的声音、店铺上排门的声音和人们奔跑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

    静候上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声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池峰城师长，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哑的，原因是打仗时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他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

    台儿庄，本来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家的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那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士兵牺牲得太厉害，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令的，他对团长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团长回去了，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招募军中敢死队。

    应募的四十七位义士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从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她的衣服被河水浸透了，但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被带到师部的时候，她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去了后方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的圣女，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我干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几位的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一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他们问起了台儿庄有没有被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得知实情后，他们先发出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其中的一位，在列车上就殉了义；还有一位，被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后三日，也一道去了。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了起来；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复仇！”

    “复仇！”

（有删改）